社交媒体隔几天总有热点。这几天，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是：2018年4月底某日，甘肃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委托地方施工单位建设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实验堆工程启动仪式上，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了一种“领牲”祭祀活动。
直白说，就是工程开工，施工方邀请了一些道士，举行了一种驱邪仪式。
此事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被人披露后，引发一片汹涌吐糟热情——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竟然从事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科学院和迷信这些关键词结合在一起，经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和发酵，立即引发了巨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于是，不出意料，很快，几天后，中科院出面，宣布对此“事先不知情、当时未参与，但现场未予制止”的活动向公众道歉。
事情很奇怪，既是开工仪式结束后施工方的活动，而且，中科院事先未参与组织，事中未参与，只是现场未予制止，那么，道歉何来？据报道中中科院一本正经的说法是：“我院下属单位承担着推动科技进步、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责任，但在实施相关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未能有效约束合作方行为，出现与科学精神背离的情况，谨在此向各界同仁致以诚挚歉意！”无疑，这个说法非常正确，简直正确到无可辩驳，但稍有现实生活经验的人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样一桩事实上司空见惯的活动真能因此就导致不能推动科技进步、妨碍科学精神传播的后果，或者具有这样的意涵吗？
这事值得辨析，因为，这种政治正确话语背后，实际凸显的是一个今日人们无法回避的真问题：怎样建构和进行有意义因此也是有效的公共讨论？
道士驱邪是“迷信活动”，还是普通民俗文化？
中国《宪法》及相关下位法体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这与现代各国近现代以来的实践并无二致。回到本次事件的焦点，施工方在开工时举行“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这到底是所谓“封建迷信”，还是某种行业宗教性的习惯做法，乃至普通的民俗活动？这个需要首先澄清。讨论问题不能缺少起码的现实感。即使撇开宗教信仰活动的神学话语，就中国的社会生活经验而言，是不是迷信活动依然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与各国社会一样，中国社会生活有悠久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早已澄清，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过年及新春节日本源于先民慢慢发展出来的驱邪活动，有强烈的本土宗教色彩。而现实人们的春节节庆活动主题内容，依然包含祭祖上坟、吃腊八粥、送灶神和迎财神等各种不无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这些传统的活动既是历史文化传统在现实中延续和被再诠释的表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感情的寄托——这些事使我们在一个日新月异和风云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提醒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怎样表达生活的愿景与期冀是自然和正常的，并能激发同伴的热烈回应。
试问：批评中科院提倡迷信的人们，以及中科院的核科学家们，你们过年吗？过端午、中秋吗？吃年糕月饼吗？扫墓上坟吗？到道观寺庙参观进香吗？
如果有——多半相当大部分是有，而且很多——人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得出结论说，这些人都是拒斥科学，有基于神话和错误知识观的人。我想，道歉的中科院对此心知肚明。
其二，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有某种宗教意义，这并非中国独有，可以是普世的现象。从实证角度来观察：是不是这些活动的存在，或普及必定意味着科学精神及现代知识传播受到阻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公众舆论中，也许就像那个“老婆和老妈落到水里先救谁”的千古难题一样，永无唯一的标准答案，但基于事实经验的历史和现实观察仍能给予清楚的解决线索。
且不说现代大学与理论研究与近现代宗教的历史变化有极大内在关联，全球很多著名的大学本是教会兴办，在中外都是如此。即以徐光启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知识传播历史而言，只要简单提及利玛窦、圣约翰、湘雅、华西之类随便列举的现代史名词，不难结论，虔诚的宗教信仰与实践，与现代知识和科技传播活动并无必然矛盾。科技和知识是历史进化的，宗教也是。宗教等于迷信的简单化认知并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据。毋宁说，宗教更多基于不确切和不正确的迷信错误知识的时代，本身只是早年人类知识低下的表征而已。有太多大科学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持较保守或存而不论态度，甚至是虔诚的信徒。
放大眼光，即使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宗教活动，都不能以迷信一言以蔽之。佛教的传入改变了先秦两汉关于感生受孕的观念，中国科技史研究表明，火药、古代冶金与化学的发明及知识发展与道教炼丹术有很大关系。
如果我们把迷信界定为不合现代规范的知识观念与信念，则我们应该明白，现代知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非外星人的好心赠予，而是从古代知识的不完备地基上点滴生长出来，经新的知识观念和方法催生，因而繁荣发达，而在这一过程中，迷信变成了生活愿景，变成了文化性的民俗，另具新的社会和生活意义，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补充的是，尤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现代科技和知识的进步本应给人们起码的觉悟，今日我们信之不疑，以为是颠簸不破万世公理的“科技”，也许要不了多久，也就变成像吃竹笋壮阳一样的迷信和笑话。因此，在肯定大力提倡现代知识和科技的热情同时，我们应对历史的文化和生活遗存，对民俗和宗教保留一份必须的敬意与爱惜之情。
简单说，甘肃的核设施是高科技事业，判定中科院及施工方在这一建设事业中是不是从事反科学的“迷信”活动，或以迷信的错误知识为指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这一设施的概念，论证和施工方案是否符合现代科技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其决策是不是有完善的重大公共决策流程，而不是其开工——很可能是土建工程开工——仪式上有无请道士驱邪。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还要手按《圣经》，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联邦行政是迷信色彩的活动吗？更直白说，难道相比剪裁及其他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开工仪式上的道士驱邪和祝福，特别具有不道德或不科学的意味吗？对此怎么可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道士驱邪不是迷信这事就没有可说的了吗？
稍有现实感和思想上不那么偏执的都会理解上述所说的简单道理：不要简单给本次的核设施工程开工道士参与忙着扣上“迷信”的帽子。很显然，在社交媒体披露了这一中科院“参与”所谓“迷信”活动的事情后，社交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公共话语聚焦在一个以科学研究为职志的机构竟然搞“迷信”。现在中科院的澄清出来了，不管这一“迷信”活动多么令人愤慨，但中科院人士并未计划和参与此一活动，最多最大的可能过失无外乎就是现场没有“制止”——这也是笑话，在当代各种人家的婚丧嫁娶活动中，仪式庄重郑重进行，如有人打着科学旗号前去义正词严地制止，请用脚趾头想想：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本次披露真正具有重大公共讨论价值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科学家搞迷信，而是别的事；那就是，大型设施建设的公共决策与技术问题。核电是当代各国电力解决方案的主要方法，中国作为核科技研发和应用历史较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核科技本身，还是核公共决策都尚不无太多值得探索之处。据报道，本次开工的项目为位于武威市民勤县红砂岗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这些名词非普通媒体人士或公众所能了解。简单说，这是一种基于我国自主核科技的新型核反应堆项目工程，也即是建设于内陆地区的新技术原理核电站。
据前中国国家能源局（据2018年3月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方案，该局部分职能已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粮食和物质储备局）数据，除台湾地区外，截至2014年9月，中国建成并投入营运的核电站计有8座，在运机组装机容量为1500.4万千瓦，已进入商业营运的机组装机容量为1259.4万千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尚有28台机组处于建设中，总装机容量高达3156万千瓦。
在这些不完整总计的核电已有和在建项目中，媒体报道容易突出的是其满足发展电力需要和自主科技进步的方面，而对于公众实际上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往往会予以简略。这些核电工程中，有不少在世界核电建设方面难度很高的内陆核电项目。诚然，核电建设中牵涉的重大技术问题，需要相关专业学界的学理讨论，公众需要听到专业的和科技的声音，但不可忽略的是，无论从产业发展与布局角度看，还是从重大科技项目的科学合理决策角度看，核电建设都不单纯是简单的科技问题，而是重大公共投资和决策问题，因此，需要充分的公共参与、理解和支持。这其中就包含应有的各种视角的意见交锋和博弈。这本应是类似甘肃核电工程开工一类新闻应该聚焦的公共注意焦点，而对科学院迷信的狂欢式口水热情客观上淹没了这一理应引起重大讨论热情的公共议题。
必须指出的是，就有关重大公共投资和建设的讨论不仅需要科技知识的背景，更需要广泛得多的公共关注和热情。以一个比喻来说，如何进行高度复杂的心脏移植手术和其他类似手术治疗，当然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医疗技术问题和医学问题，但用公款投资在哪里建设一所公立医院？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所医院？以及，如何让公众在理性讨论和意见有序博弈的基础上完成建设医院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仅需要科技理性的问题。中国的产业发展需要提供电力解决，中国核电科技研发和产业都有独到的成绩，这些都是无可怀疑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公众可以对此类事业完全听之任之。这其中，媒体和意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说，向公众说明这些专业背景知识很难，是的，但这些难处是值得的，因为会获得更充分的公众参与和支持，这是得远大于麻烦的，而那些各方面的很可能的“麻烦”人们应该并不难想象。
应该说，核电科技的知识普及工作事实上也是重大公共投资和建设与社会非常必要的公共关系工作。中国已反复提出发展与安全的均衡需要，过去20余年来，包括中外，各项重大工业生产安全事故可谓教训深刻无比。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公共决策之所以需要广泛的公共参与，还因为，这种参与不仅是平衡和避免决策失误的必要环境，也是工程与产业效益优化的一个前提。中国在产业和科技方面有长期赶超的热情，这种热情固然为改变落后状况和满足迫切需要提供了动力，但也为各种人所周知的产能过程和不平衡制造了客观上的条件。从中外实例看，因为决策的理论和知识资源多有，而社会与产业的未来发展富于变化，因此重大公共决策的效益很少线性呈现，而最终效应的优化并不是事前规划可以完全前瞻。这方面，我国当代的显明例证并不缺乏，此类事不便细论，只能点到为止，但有心人不妨回头再看。
社交媒体既是媒体，则自然有数字化时代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质。而对于媒体或严肃的社交媒体营运者者来说，本次中科院“迷信”言论狂欢应该是一个提示：虚拟世界一时的流量和眼球并不是一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真实的，需要提出真问题，建构有意义和有效的公共议程及话语——这很难很难，你懂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波逐流；否则，人们就会滥用社交媒体带来的公共表达方便，就会使我们社会的公共讨论失焦。
那说说道士驱邪的事就不可以吗？
有人一定会问：既如我上述种种，那么，我的论述必然要面对一个立论基础方面的致命诘问：那么，为什么中科院要出面道歉？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一个明显和基本的现实：网络时代以来，从BBS社区化互动到微博和微信代表的社交媒体，熟悉当代网络话语环境的人们大约都知道，网络公共讨论虽然使用着21世纪的最先进的科技工具，却具有极为远古色彩的话语方式和公共论辩伦理；那就是：人们不是因为交谈和交流的方便更少增进共识，减少误会，使社会的公共理性更趋于发达；恰恰相反，人们看到，言语的表达日益激烈，论辩的机锋日趋致命和锋利，理性与知识的声音日益让位于更道德化的指斥和情绪化的宣泄，而在今日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风借火势的公共舆论生态下，可以说，一旦成为话语焦点，山呼海啸之下，没有人可以抵挡的被动。这就是中科院为什么要赶紧息事宁人地向公众“道歉”。
仔细分析中科院的“道歉”，因为他们不知情，未参与组织此事，而且，他们也必能料到，稍通人情世故的人们并不会不谅解他们的“未能制止”。从正面来解析，他们只是借此机会向公众重申本机构对科学的优先价值肯定而已。他们不希望被误解。这当然值得肯定，是迫于舆论压力，但更是一个趁机弘扬科学的价值话语。在一个道观名刹和各种宗教寺庙遍于国中的社会里，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道歉”其实并无特别的科学精神和意义。
然而，必定还是有人要追问我：那么，批评中科院工程开工进行道士驱邪就没有意义吗？当然有。其意义在于，其具体批评论点虽碍难成立，但这种空前高涨的看似无聊的批评与热情却折射了一种当代社会珍贵的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普遍关切。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当代社会冷漠化和玩世不恭的担忧声音，这种担忧在其极端化时甚至把中国民族说成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人民的格外麻木的人。然而，从当年512地震，到各种网络的众筹活动，从平时各种群情汹涌的网络热点话题到本次的中科院工程开工仪式，人们会看到与那种担忧相反的例证：即使知识工具有限，讨论管道有限，但普通的中国人对牵涉重大公共利益的事务是关心和热心的。这种关心和热心需要从现实感出发来体认。
一个未经言明的前提是，本次事件激发如此高昂公众热情事实上有一个背景，即中国科学院是完全由公帑支持，以国家最高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为宗旨与使命的国立机构。本次事发的甘肃民勤的工程也应该有公共投资和国营事业的背景；因此人们对其行为伦理和方式有格外的敏感。撇开本文论述的道士驱邪活动本身的宗教和民俗意义不谈，人们这种关心，乃至批评，不论是否恰当，其实质是对公共事务和公益问题的监督意识表现，这是无可厚非，也不能掩饰的社会良性资源。当然，中科院能及时作出回应，澄清自身价值立场，这也是社会良性互动的一个虽微小却不无深意的正面案例。
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对公共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很难在实践中设置绝对“正确”的知识及伦理准入标准——重要的不是说得对不对，而是说不说，可不可以说，哪些可以说而没有好好说。一个社会公共决策与投资，是否会更合理有效，机制化的公共争论和舆论压力的存在是绝对的必要。
可以批评道士驱邪，当然更要澄清道士驱邪，并进而对批评道士驱邪进行批评，这种多元的互动生态，是本文宁愿不避简陋，以图抛砖引玉的写作动机。
要避免的，是仅满足于道德化的情绪和义愤宣泄，而总是借各占版面三五天的热点回避严肃的公共议题。
最后，端午节就要到了。按我国传统习俗，端午阳气始盛，蛇虫滋生，毒气上熏，祝大家多喝雄黄酒，多吃竹叶粽，击鼓竞龙舟，然后，就好好回家认真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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