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正常的社会绝不会容忍悲剧的重复。悲剧发生一次，便应集全社会之力反思问责，刨根究底，建章立制。
一篇标题即为《请杀疫苗事件元凶以谢天下》的时论，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由标题不难想见作者的愤怒。这愤怒我也有过，刚读到引爆疫苗事件的报道《疫苗之王》，一个念头马上浮上我的脑海：杀！不杀没天理，不杀不解恨。
但我的杀气并未维持多久。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不是没杀过——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以受贿罪判处死刑。但是，杀了郑筱萸又如何？此后的食药监管领域，不照样丑闻迭出？套用一首所谓烈士遗诗，真可谓：“砍头不要紧，只要银子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这道理我懂，其实多数人都懂。《请杀疫苗事件元凶以谢天下》的作者就说得很清楚，他之主张杀人，无非因为无处发泄：“打开微信，看到一个布告。说的是疫苗事件矛头不能指向D和ZF。我们老百姓也不敢把矛头指向D和ZF。”不能指向“D和ZF”，只好迁怒企业和个人。其实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讽。
但是，作者本意虽是反讽，却未必不会弄假成真，即当局真可能相信不杀不足平民愤，到头来真要抛出一堆人头来。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在大规模的删帖、封号失效之后，当局不得不以几乎是最高规格回应汹涌舆情，传统的震怒模式终于启动——22日晚间总理批示严查，23日上午总书记批示严查。随即，各地密集回应：23日，吉林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表态跟进；同日，山东纪委表示要一查到底……
警方也迅速“重拳”出击。根据吉林省委要求，23日下午15时，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宣布立案调查。到24日止，涉事公司长春长生生物公司包括董事长高俊芳等15名高管被刑拘。真是拍桌一怒，雷霆万钧。高俊芳等最终人头落地，这概率真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仅仅迁怒企业和个人，仅仅止于杀人，如此震怒模式，有任何意义么？谁能担保不会像当初杀郑筱萸那样，陷入下一个轮回？到了下一个轮回的终点，又得杀多少人？
二
显而易见，所谓疫苗问题，本质上属于监管问题。监管问题就是政府责任问题、体制责任问题。仅仅迁怒企业和个人，“疫苗事件矛头不能指向D和ZF”，即不许问责政府和问责体制，这当然没有任何道理。不仅不公道，而且关键在于，这么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疫苗事件矛头不能指向D和ZF”，这本身就是问题。每当公共安全事件爆发，首要的考虑都是政府自身的得失、体制自身的得失，而不是公共利益、不是对公众安全可能的重大威胁。正是基于这一本能的考量，本来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事件，迅速升级为维稳事件，维稳压倒一切。为此动用一切手段，不计一切成本，封杀舆论——禁止媒体报道，网上大规模删帖封号。敢于站出来维权的受害者更是沦为假想敌，成了维稳对象，甚至不惜抓人、判刑。
在这整个过程中，无疑，政府成了矛盾的中心。本意是不让矛头指向自己，规避政府责任和体制责任，实际上越来越陷于漩涡而无法自拔。这早已成了危机应对的一个套路，屡试不爽。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到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再到今天的疫苗事件，可说一脉相承。
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至少有两次危机应对，相对明智而成功，可称亮点。
一次是2003年“SARS事件”的后期应对。前期是老套路：捂盖子，封杀舆论，假装岁月静好。但不管用，民间恐慌愈演愈烈。于是很快转向，开放媒体报道、走向公开透明。事件随之平息，颇得国内外好评。所谓“胡温新政”之说，由此拔地而起。
另一次是2008年川震。此次舆情应对也是一波三折。事发初也是老套路，捂盖子。但时任总理的温家宝第一时间飞往灾区救灾，同时力排众议开放媒体报道，在灾区坦然面对来自全世界的记者，让公众可以通过媒体报道随时关注救灾前沿。这极大扭转了政府形象，振奋了民心，创造了九零年代以来空前的社会团结。社会力量井喷一样地爆发，投入到救灾之中。“胡温新政”之说一时达于巅峰。但是好景不长。约莫一个月之后，温家宝退出救灾第一线，舆情应对模式即刻切换，转入传统维稳模式，逐渐对民间关门。所谓“胡温新政”之说逐渐走上末路，胡温最终成了昙花一现的过渡性人物。川震遗留问题也成了堰塞湖，成了令地方政府头痛不已的维稳难题，至今不曾丝毫化解。
相对明智而成功的两次尝试，都发生在胡温主政之时，都给了胡温足够的政治奖赏。但或许因为没有大志，或许因为根基太浅阻力太大，胡温没能坚持下来，扩大战果，把两次明智而成功的尝试转化为体制变革的突破口，还是回归万马齐喑的体制常态，重陷治乱循环。三聚氰胺事件仅过两年，即爆发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此后疫苗事件此起彼伏，终于走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三
有一句名言，叫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个人如此，社会亦复如此，尤其社会的治理体系亦复如此。任何社会、任何治理体系之下，都不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都绝不会容忍悲剧的重复。悲剧发生一次，即要集全社会之力反思问责，绝不放过任何责任者，绝不留下任何死角，刨根究底，建章立制，永绝后患。让每一次牺牲，都换来最大的进步作为回报。
毋庸质疑，治乱循环本身，即是治理溃败的证明，社会溃败的证明。概言之，远离正常社会的证明。不幸，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典型的表现，即是悲剧的不断重复，甚至可以历几代人而不绝。不仅悲剧发生的模式一脉相承，应对悲剧的模式也一脉相承。每次应对都是维稳，每次应对都是摆平，说穿了，每次应对都是应付，都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最大的特点是拒绝反思问责，因为任何反思问责都可能涉及政府责任和体制责任。所以，每次应对都不可能真正冲着问题而去，反而主要力量用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本来，危机既是危，也有机。即如前述，正常社会的每次灾难都能换来最大的进步，都能通过彻底的反思问责永绝后患。维稳应对模式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因恐惧反思问责而每次都错过反思问责的机会，错过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提出问题的人一个个不断被解决，问题本身永远存在，无论悲剧发生多少次。每次悲剧的结束，都无非是下一个治乱循环的开端。无论多大牺牲都换不来进步，无论多少学费都是白交。政权永固，体制永固，但一代一代人都是代价，一代一代人都是蹉跎。
即以此番疫苗危机的应对而言，本来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过去历史上两次开明应对的案例就在那，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摒弃传统维稳应对模式，创造更开放、更透明、更公平的应对机制。如果说胡温时代从开明应对转向维稳应对，有其不得已之处，即一定程度上因九龙治水事权不专，那么在九龙治水格局已有改变、据说定于一尊的条件下，开明应对本来应该是方向，以此为突破口，扩大战果，逐步变革体制，从而真正超越前人。
在笔者看来，除了借鉴胡温时代两次开明应对的核心元素即开放媒体报道而外，还有至少以下四点应对，是可以尝试的：
一是全国人大组织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共卫生专家、法律人、媒体人在内的第三方独立调查，调查过程对社会公开，调查报告向社会公布。而非仅仅政府自查。
二是上不封顶的无限问责，不仅对政府相关机构和责任人行政问责，凡涉及法律责任，一律司法介入，独立审判。
三是鼓励受害者集体诉讼，而非法庭实际上对受害者关闭，把受害者逼入上访之途，把受害者变成不稳定因素，变成维稳对象。
四是惩罚性赔偿，而非罚酒三杯式的象征性处罚。只有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倾家荡产，才能真正阻止侵权。罚酒三杯式的象征性处罚无疑是对侵权的鼓励。
以上诸种应对，核心是法治和人道。照此处置，此次事件大有机会成为中国走向法治和人道的起点，真正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但至少就目前事态而言，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且不谈第三方独立调查、开放媒体报道、无限问责、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能否做到，就连李克强承诺的政府自查，目前都是举步维艰，国务院调查组如何组成、何时派出，迄今没有下文。日媒NHK7月24日报道称：“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继出面，表示要严惩问题企业。但中国政府真正不遗余力地在扑灭的，是中国民众在网上表露出对政府不作为的怒火。”捂盖子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捂盖子导致的信息黑洞，以及信息黑洞刺激的集体不信任和社会恐慌，正在蔓延。
但问题是，维稳应对模式一成不变，悲剧却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更复杂了。此次疫苗危机覆盖之广，远远超出过去的川震学生死难事件、过去的三聚氰胺事件和过去的疫苗事件。川震中的死难学生家长，限于四川一隅；三聚氰胺事件，受害者限于底层。2010年疫苗事件，限于山西一地。但是此次不然，此次出事的是垄断企业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其问题疫苗流入全国包括北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体制内外，都可能是问题疫苗的受害者。
也就因此，把此次公共安全危机升级为维稳事件，不能不付出比以往更高的成本。禁止媒体报道，大规模删帖封号，比以往更不得人心，更容易招致体制内外同时反弹。捂盖子可能见效一时，但对政府信用和体制信用的伤害，将是空前的。规避当下的问责、当下的伤害，却以长远的、根本的伤害为代价，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相权取其重，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无疑是最不智、最坏的选择。但目前看来，似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结局已经很难例外。每次都错过彻底反思问责、彻底悔过自新的机会，每次都是最不智、最坏的选择占了上风，每次都反而加剧对传统维稳模式的依赖。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只会把中国推向更大的治乱循环。
而这，才可能是最大的灾难、最大的凶险。谁知道伊于胡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