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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媒体、公益等领域里的女性成为反性侵、反性骚扰运动的突破口，本来就在情理之中，她们也急需得到社会支持。
7月25日以来，几位勇敢的中国女性通过互联网途径揭发曾经受到的性侵害或性骚扰，并得到了其他女性以及一些男性的广泛支持。以“井喷”的方式，大学、媒体、公益、文化等领域的性骚扰丑闻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并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男性当事人已经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并可能承担法律后果。无论这场运动的灵感是来自于西方的Me Too，还是在更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本土社会因素的作用，她们都在一方面为中国女性赋予了新的身份含义，另一方面有可能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这场风暴在大学、媒体、公益、文化圈集中爆发，揭发的主体以学生为主，并得到知名女性公众人物及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原因本身并不奇怪。在这些领域集中了很多受到更好教育、更具平等意识和公共意识的新女性，她们本身就对此类事件的敏感度更高，反抗的能动性更强，也更善于讲述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诉求，更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同时她们也更善于组织自身的力量，实现更好的维权效果。这些领域里的女性成为反性侵、反性骚扰运动的突破口，本来就在情理之中。她们也急需得到社会的支持。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指责她们别有企图、动机不纯，这样的猜测不仅不理性，而且会构成对她们的二次伤害。
和一些人猜测的情况相反，这一波Me Too运动并不会损害公众对疫苗事件的关注。相反，关注反性侵和关注疫苗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共同之处，都是为了提升社会整体的安全与尊重程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像这样的讨论所激发的公众认知与行动习惯，也有利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同时，媒体、公益、大学等领域的男性也不应当误认为这是在“针对”或者“打压”他们。Me Too针对的只是个体，个体责任自负，不是对整个群体进行污名化，Me Too行动者也没有这么做。而就具体的受指控者而言，他们只应当就违法或不当的言行负责任，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彻底抹煞其言论或著作的价值，否定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把Me Too行动者描述为激进分子，也是对现实的扭曲。事实上在一个很多方面依然受传统毒害、习惯于污名化受害者的社会环境里，这些行动者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极大的心理代价。考虑到在以往，即使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多社会资源的行动者，也因举证困难等原因导致了维权的失败，可以说她们根本不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在进行着孤独而勇敢的抗争。她们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亲人和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会受到权力的打压，尤其是当受害者是“体制内”人士的时候。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的奋争者，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不是恶意的妄猜和嘲笑。
Me Too绝不仅仅是女性的事，同时也是男性的事。男权社会里的男性，应该更多关注女性的处境，关注女性日常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给予女权主义行动巨大的支持。性侵施害者必须得到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Me Too运动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对个体进行道德审判，更重要的是要改变风气，形成相互尊重的两性交往伦理，并使之具备可持续性，而在没有男性支持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假如男性能够自觉习惯地对其他男性的性骚扰行为施加压力，对性侵害加以阻止，反性骚扰活动者所面临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也使“为权利而斗争”呈现出多种面向和多样化的维度。一方面公民渴望并在争取获得更多的经济自由、思想自由与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公民也渴望得到来自其他公民的更多尊重，渴望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渴望在一个更体面、更舒适的环境里生存。这两种追求不仅毫不相悖，而且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反抗男权的斗争本身就是反抗强权斗争的一部分。基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理由而把这样的抗争称为所谓“白左”而加以污蔑，只是暴露了愚蠢的思维方式和丑陋的内心。
争取和维护女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而21世纪的中国新女权活动正在从涓滴形成洪流。最终需要形成的是社会规范的变迁。当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无论男女，都形成厌恶性骚扰的文化，主动地对性骚扰说“不”时，我们就能说，这些勇敢者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今天，我们应当向她们致敬，感谢她们以坚决的行动开启这一历史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