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杰：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最早发起中国改革的农村，几十年后反而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中国农村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它并没有和国家整体或城市同步发展，其所面临的问题仍旧是系统性和全域性的，这是否证明中国农村的改革真的失败了吗？对此，FT中文网推出“中国农村改革”系列文章。本文是该系列文章第一篇。
在中共当前一系列亟待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的“执政清单”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更急迫、更重大的了。
目前，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全面的倒数阶段，但要真正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似乎还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如期完成的指标（如被视为全面小康指标中含金量最高的住房小康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到2020年全国城镇就难以实现人均35平方米的全面小康指标）。这其中公认的最大的短板和弱项，无疑是中国的农村。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其他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某个单项性和个别的，那么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则更多是系统性甚至是全域性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社会上下几乎毫无争议的将中国农村划归为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方面，都把它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点难点。如何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强力而有效的化解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执政党和社会各界难得一致的共识。
这里就不得不提出一个十分尖锐而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最早发起中国改革、一直也是改革中心之一的中国农村，几十年下来反而整体性地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一句话，40年的结果是否证明，中国农村的改革真的失败了？
这样说，肯定会引起各方“议论纷纷”。毕竟三农工作多少年来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每年中共的一号文件，几乎都成了“新的一年农村改革纲领”的代名词。中国顶层在政治上对三农重视的程度，至少在舆论和红头文件中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背景下，说“中国农村改革失败”，似乎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妄议之嫌”。
但谁也否认不了当今中国农村所存在的基本事实：
经过40年的农村改革，中国农村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并没有像国家整体或城市那样同步发展，产生和共和国进步相一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反而农村与国家整体及城镇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城乡鸿沟越来越深，农民变得相对更加贫穷。尤其是在标杆性的城乡收入比这个重要的指标上，只是经过农村改革初期的红利短暂下降后，就一路攀升至世界前三的垫底水平，并至今还保持的2.7以上的超高位而难以下降。此外，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大潮中的优质资源和改革红利，不仅没有如预期那样反哺乡村，反而使农村的各种资源纷纷被虹吸，中国的农村出现了史上空前的空心化边缘化。甚至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大旗下，城乡二元结构的门槛设置得越来越高，“被保护”的农村和农民的资产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流通及变现率低，众多资源和财富越来越相对贬值，农民财产性收入也相对越来越低。
这一系列现象追究到底，都涉及到一个人们不愿触碰的基本评价：作为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40年改革的结果，是否真的失败了。再推一步，中国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三农治理模式，是否难以承担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
按照中国发展的逻辑，评价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多少年来一直有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此后就一直被视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直到去年，才有人把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以上述的“三个有利于”和“两个是否”为评价标准，来对40年来中国农村的改革做个评判，也许得出的结论更易被各方接受。先让我们不急于纠结于什么样的结论，让数据和事实来告诉我们真相。
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两个是否”的标准，判断中国农村改革成功还是失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可以作为判断的构成。
第一，收入及差别是衡量改革成果和比较政策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因为它最能反映“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而城乡收入差，同样常常被视为衡量中国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农村实际发展与变化，更能表现农村是否与时俱进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大势。如果农村的改革能跟上全国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同步，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至少是不会扩大，而且是一个越来越缩小、达到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的过程。只有这样，农村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成功。如果越来越扩大，那就说明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倒退和僵化。
但恰恰就在这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上，统计数据暴露出这几十年来以“致富农民”为大旗的中国农村改革及三农治理，不仅未能使农民的收入能与中国改革的成果同步推进，而且城乡收入的差别在不断加大到一定水平后，维持在一个极不合理的高水平区间。
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显示，在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份报告最主要的，还是揭示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事实，这就是在经历了最初农村改革的红利后，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幅度，已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增速。导致的结果，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发展路径。到了2010年，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收缩，但还是达到了3.23倍。
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公开数据，也认同了以上的数据和U型变化的事实。据经济日报的中国经济网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城乡收入比都在3倍以上，只有到2011年才回落到3倍以下（见下图）。
以上数据，对判别中国农村改革的是非得失，具有强烈的比较意义：
首先，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短暂的一段时期后，走出一个不断攀升爬高至一定高位的态势。这标志着，尽管这几十年来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姓农”，三农治理也列为“重中之重”，但实际的结果，却是中国农村的改革远远落后于整体社会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居高不下，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资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在日本，甚至不少农村比城市还富，日本的农民比城里人还有钱。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城乡收入比超过了2。而据业界专家估算，若将农民的实物收入、生产性投入和市民的隐性福利收入考虑在内，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实际高达6倍。这充分表明，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一直维系在比国际惯例还要高得多的态势，这40年来的中国改革和的三农治理模式，已被实践证明必须要“大修大改”。
第三，尽管这七八年来一直强调三农优先，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城乡收入比）依旧保持在远高于国际水准的水平。从上面表格可看到，2011年三季度的城乡收入比是2.7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到2016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依旧维持在2.72的高位；而到了2017年，按照人均比，城乡收入比也保持在2.71的高水平（按照收入中位数比为2.83）。
这些数据都十分清楚的表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农村的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最能反映改革成果的居民收入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最早改革的农民，享受到的改革成果最少。
除了在人民生活水平和“实实在在获得感”上，中国农村的改革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实外，在农村生产力和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同样也不能证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
用三类产业增加值各自发展的增速以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变化来说明农业生产力和贡献率，也许不一定全面完整，但至少能说明一定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1978年3678.7亿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1018.5亿元，占到总产值的28%；而到了2016年，在743585.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63672.8亿元，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6%。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加了202倍。而在第一产业上，2016年却只比1978年增加了62.5倍。
也许现代化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改变，使以上的数据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那么，我们不妨再次走进中国的农村，看看农村空心化和边缘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笔者今年3月在FT中文网发表的《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一文中已有阐述。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7月25日刚刚发布的（2018）《中国农村发展报告》，则提供了这方面最新的情况。
据该报告，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安家落户，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和老人、妇女和儿童“三留守”等问题日益严重。2017年，全国转移到城镇就业生活的农民工平均年龄39.7岁，农村呈现“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01-2011年，全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33亿人。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还带来了村庄“空心化”问题，大量住宅长期闲置、宅基地浪费严重。中国农村不仅“谁来种地”的难题未能破解，而且整体凋敝的状况更加严重。
而早前中国住建部的一份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显示：“1978年至2012年，全国行政村总量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年均减少3152个；自然村数量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至2012年的267万个，共减少153万个，年均减少约5.5万个。”乡村的空心化引发了中国农村的产业空、青壮年空和住房空等空心化现象，直接导致中国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2012年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报告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到2017年中国农村可综合整治的土地至少高达1.4亿亩（这还不算其他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和抛荒土地）。
另据统计：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农村人口已从20年前的85085万人大幅减少了2.61亿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58973万人。这使本来就处在全面小康社会发展“下风”的中国乡村显得更加凋敝。土地荒废、农舍闲置和公共服务弱化，使农村大大拖住了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
除了上述两大方面以外，中国农村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他多方面。比如说，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差距较大。如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异显著。以教育为例，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和68.1倍，至于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就更严重。而在医疗卫生公共资源投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药品市场报告》蓝皮书，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拥有的医疗资源（物质和人力）是农村人口的2.5倍以上，由于这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此外，在各种投入上，城乡两极分化也相当严重。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上，绝大多数也都投在了城镇，农村只有很少一部分。而在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上，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多时期都在不断下降。 此外，在居民的消费水平上，有学者估算，乡村至少比城市要落后十年。
至于在城乡就业的差别上，除了劳动薪酬城乡之间的倍差继续拉大以外，实际的有效就业农村也比城市低得多。和显性的城市５％的劳动人口登记失业率相比，有学者估计，留在农村的三四亿劳动力的实际利用率也就在50%上下。
以上梳理的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还存在的多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特别是所厘清的城乡收入比这个衡量农村改革成效的主要指标，以及这几十年的U型之变以及和国际惯例的比较，使我们对中国农村这几十年改革的是非得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数据和毫无争议的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以及传统的三农治理模式，已走进了死胡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影响到农村全局的发展，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失败而绝非成功。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僵化在一个被实践证明并不能为中国农村带来根本性转变的旧的改革和治理之中。要突破这几十年来的农村低质发展的困局，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有效发展农村现代化，使农民的收入实现倍增，必须重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
承认和认识传统农村改革的失败，接下来就应该对既有的三农治理的工作模式和思路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反思。没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没有对传统农村改革路径的全面检讨，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上没有革命性的创新举措，谁能保证我们今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会重蹈过去几十年走了较大弯路的传统农村改革和僵化低效的三农治理模式的覆辙？
可以说，农村改革和三农治理的高质有效，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只有在顶层设计上把有效性、高质量作为立足之基，再次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全面审视这40年来农村改革的是是非非，以革命性的创新思路，打造全新的、突破旧有农村改革范式束缚的、2.0版的中国农村新时代改革纲领，那时的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乡村改天换地的法宝。否则，我们依旧还会继续在传统农村改革的旧有范式中曲曲折折、历经坎坷。
作者系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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