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学生“告密”潮导致一批敢言教师受处分后，中国再有高校教师因言获罪。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以及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辞退的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进一步加强控制教师言论自由的担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收紧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其中包括全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官方2013年公布的十六条“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到2015年出台“七不讲”文件，要求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再到近期大学校园里刮起的文革式“告密”风暴，还有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全面整肃的事件，无一不预示着中国的言论自由正逐渐进入严冬。
香港《南华早报》上周报道了中国校园里的严密监控和学生对老师的告密潮。
报道提到，中国教师连谈论包括环境、性别不平等、死刑等社会议题也会受到惩罚。比如，中国一重点中学老师梁新（音译）在被学生告发后被降职至打扫卫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官方此举的目的是：“担心中国再度成为下一个政治风暴的引爆点。中国有一个传统：学生总会在各种历史的关键时刻走在最前面。由于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的这个传统，尤其89给他们留下政治记忆。”
中国官方近年来致力发展的高科技维稳系统也被移植进中国高校。每个教室被陆陆续续安置上摄像头，老师和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管控中。
目前在美国的前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告诉记者，他在过去切身感觉到监控一年比一年严厉，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空间也越来越窄。他提到中国高校两个用于监控审查的“工具”。
“一个是摄像头。既有摄像的功能，也有录音的功能。安装之后可以把教室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传到一个监控中心。如果有人要来了解你的上课情况，他已经不需要到教室里听课了。他可以在监控室（把录像调出来看）。像公安监控交通一样。第二个对老师的监控是学生信息员，这个比监控还早。就是在学生当中发展专门汇报老师言行情况的人。学生信息员是单向联系的，由上面直接选。相当于告密者。”
谭松还说，监控摄像头还有学生信息员的存在制造出不少问题，不仅可悲，同时还对整个国家不利。
“给老师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言论会被记录在案。一旦讲了当局不喜欢听的话，马上就会传出去，相应的处罚也跟着来了。本来一些老师还是敢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独立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敢随便说话，只敢按照当局的要求和标准讲话。你可以想象，这样学生还能了解到什么东西？很难听到真实的信息了。”
夏明认为，政府严控学生思想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老师和学生将在照本宣科的教学中失去创造和批评能力：“如果（学生）学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用；如果因为经济的滑坡找不到工作，课堂上的乏味恐怕会成为年轻人因求知欲、好奇心受挫而反抗的一个原因。”
他还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缺乏资源、民众的配合和服从，其暴力的威慑程度在下降，恐怕较难达到对中国高校言论极端控制的目的。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