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琦：
请原谅我的凉薄，但如今中国内地面对的宗教压逼，或是中国人民的共业。
自7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把政策重点都放在经济增长上，随时日过去，人民有着直接的经济受益；加上文革余孽思想未除，在礼崩乐坏的文化成长下，造成这一代的道德堕落。他们放弃民主自由等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徒亦认为政教可以分离，总之自己能安然发展基督教便可（这里是指三自教会而非家庭教会）；但，不是的，当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一旦极权进行镇压，基督徒根本无路可逃—悔不当初的是，为何中国基督徒当初，就不明白这一点？当然你可以认为，「无三自教会，基督教都不能遍传啦」，但，当现在教会连十字架都唔俾挂、要挂习近平幅画，我想问，基督教仲系咪基督教？
基督教要在一个以极权操控人民、意识形态有问题的国家下苟延残喘，当中很多宗教的核心价值，都不能幸免的被扭曲。这，意外吗？还看三自教会倡导者吴耀宗（1893-1979），于1951年7月发表〈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言「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还看今天发展之势，也许一切只是「其来有自」罢。
那，面对内地的宗教镇压如狼似虎，香港的基督徒可以如何自处？下文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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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佑：
念神学时，有机会多研究中国教会历史，但此后，除牧会外，兴趣多集中于圣经研究，所以你若有兴趣了解教会历史，特别是中国教会历史，真的要请教邢福增和梁家麟二人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自唐代景教开始至今，有兴有衰的时期，但总体而言，可以说是「苦难重重」。对基督教的逼迫，实不只是在近代中国赤化之后。
基督教在中国，究竟怎样才是兴旺和顺畅，怎样算是失败或遭遇困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问题不单是教堂和教友人数的多少，也涉及基督教要怎样响应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等……过去，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很多，例如礼仪、祭祖、外强入侵、不平等条约……等。
1949年后，共产党取得中国的管治权。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对基督教自然会加以管制。面对当日的处境，当时有大家所认识的人，例如王明道、倪析声、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在转变中的中国，基督教怎样去响应，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有坚持不妥协的、只看重救赎人灵魂的福音的、有关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有关心基督教的精神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有关心基督教怎样可为建设新中国……有积极推动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也有反对的。这些响应实在是多元化，实在值得我们去了解。
很多人都会说，「三自教会」是向邪恶政权妥协，甚至是官办的教会。我个人不敢这样评论，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基督徒实在遇到很大逼迫。文化大革命后，教会要怎样存活下去？面对今天拆十字架拆教堂等，基督徒又怎样响应？诚如一位生活在内地的王怡牧师所作的，他打算与中共对抗到底，但他又说：「这些做法都基于我的『保守的福音派』的立场及『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忠诚的和归正的传道人或基督徒，都必须如此行。因为处境和负担不同，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上帝会赐给忠贞的儿女们不同的责任和做法。」
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国内一些基督徒的响应，但个人觉得站在国外，我们容易批评。我不会多加批评或反对他们。我亦不能这样说：今天国内信徒所面对的困境，部份是信徒向共产党的妥协。我只会有三点响应：一，宗教和人权的自由，不应有政权予以限制和干预；二，今天我们仍生活在有点自由的社会，应积极表达对国内受限制甚或被逼迫的信徒和国民，表达我们的关怀，甚或是对政权说「不」；三，生活在香港，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
〈殷琦按：「共业」乃佛学名词，有「共谋而最后招来的恶果」之意。作者意指，如今众人面对拆十字架之「果」，跟内地基督徒的政治取态（「因」）、也脱不了关系之意。〉
作者介绍：
【袁天佑】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牧师，现已退休。在香港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地道香港人。经历过中国加入联合国、89民运、97回归的年代；见证香港从小小渔港变成国际大都会。期望着香港有更美好的明天时，看见社会的撕裂，民主倒退，「一国两制」被蚕食，不少青年人民主梦想幻灭。退休后，仍希望能尽上些微力量，鼓励信徒和年青人要存着信心和盼望，黑暗永远不能胜过光明。
【殷琦】一位注册艺术治疗师（表达艺术）。港大表达艺术治疗硕士、教院音乐教育硕士、港大文学士，主修中文中史。一旧白薯般的孤独文青。总活在迷雾之中，怨气太多，希望太少；与你和我一样，在小小的香港同受压抑、同唱悲歌、每天仅为生活挣扎求存。兴趣在表达艺术治疗、哲学、心理学、生活、音乐、艺术、政治、宗教等。Facebook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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