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菲洛梅娜，我对这残忍的想法感到害怕；这想法毁了你的容貎及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的尊严。我向你道歉并承担起人类的重担，那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向遭到冒犯、践踏和边缘化的她或他乞求宽恕。」
这些话是教宗方济各写给菲洛梅娜．兰贝蒂（Filomena Lamberti）的，以感谢她把《犯罪爱情（Amore Criminale）》一书献给他。这让兰贝蒂深受感动，她曾遭有暴力倾向的丈夫在脸上拨硫酸而惨遭毁容。
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兰贝蒂在意大利Rai 1频道的一个宗教节目上，激动地哽咽著解释：「这段文字并非教宗随意找人写的，而是他以第一身写的。这封信我一直小心保存着，它给我力量继续走下去。」
教友神学家蒂里．科洛（Thierry Collaud）是瑞士弗里堡天主教大学伦理神学系讲师，他非常理解兰贝蒂的感受。
他忆述在兰贝蒂事件中，至为重要的是，她的丈夫一直都没有悔意。科洛强调：「每个受害人都需要听到有人告诉他们，是犯了错。」
他说：「事实是，他是教宗，人类家庭的象征人物之一，由他承认对这位女性所犯下的错，使之显得更为强而有力。」
这并非教宗方济各首次以人类之名向一位或多位受苦的人请求宽恕。
去年十月廿八日，在以「青年、信德和圣召分辨」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闭幕弥撒中，他说道：「以我们所有成年人的名义，我想跟青年人说：如果我们并未常聆听你们，如果我们非但不敞开心扉，还总是对你们喋喋不休，请原谅我们。」
道明会士斐理伯-玛利亚．马赫利顿（Philippe-Marie Margelidon）表示，这一方式让人回想到，「在教会里，教友的罪由教宗承担；正如在一家公司内，下属犯的错由上司来承担」。
这并不是意味着，成年人不再需要为不聆听青年人而道歉；相反，他们正被敦促更加要这样做。
然而，科洛说：「当教宗方济各代表性侵神父请求原谅时，他总是以复数来表达：『我们已经让……发展』、『我们管理不善……』。」
据这位瑞士神学家的说法，这意味着「教宗在思考时，不是把自己作为阶级的领导，而是视自己为基督奥体的一员。当一间机构允许这种罪恶在其内发生，无疑地，该机构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责任。」
这些话让人想起圣若望保禄二世曾提出「罪的结构」，这可好好引领教宗邀请一众参加梵蒂冈性侵问题峰会的主教团主席，参与忏悔行动。
为什么？因为，这是有需要及合适，去谴责这教会架构纵容如此多性侵未成年人罪行发生。而作为这架构内的一员，也必须要为这些罪行请求宽恕。
科洛提到加音杀害弟弟亚伯尔后的著名回应（创4：9）并解释说：「因为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当我的弟弟犯错时，我分担了他所犯的过错。」
教宗方济各二零一三年在梵蒂冈为和平祈祷时，借了这段圣经中的回应作为他的解说。他问：「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是的，你是看守你弟弟的人！作为一个人，意味着成为彼此的看守者！」
马赫利顿神父说：「就如基督把世界的罪都归于自己一样，教会需要从成员及有时最高的代表所犯的过错中，不停地净化自己。」
这是为甚么教会建议，例如借着一天禁食，为其罪人成员，不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教友，进行集体悔罪。有些主教也会为其教区陷入性侵丑闻的神父，作出忏悔的姿态。
譬如，已故方济各-埃米尔-玛利亚．克莱雷（François-Emile-Marie Cléret de Langavant）主教，为其属下神职人员所犯的罪行而每天穿着麻布衣；他于一九三四至六零年间出任留尼旺圣丹尼教区主教。
教宗若望保禄也像他的前任，有时候会为教会过往的罪行而道歉。譬如，他就曾在二零一五年于玻利维亚，为「教会在被误称为征服美洲的期间，对土著所犯的罪行」道歉。
而法国主教们曾于一九九七年在德朗西宣布悔悟，这事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神学家马赫利顿回忆说：「由于教会的延续性，其在空间、时间和诸圣相通中是至一的，所以教宗代表现在和过去的教会。因此，他可以祈求上主宽恕过去所犯的错。」
由于人性跟罪恶连结在一起，甚至是共谋，所以教宗可以把罪归于自己身上。
科洛想着二千年前，基督「以完美的方式」与人类团结，跟罪恶作战，他解释说：「他以类似的方式做到了。」
他补充说：「耶稣的牺牲，是不需要重做的；而教宗并没有视自己为第二位基督。」但就像那受苦的仆人一样，借着承受暴行来停止暴行（依53章），基督叫每一个人在祂的层面上，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这位瑞士神学家指出：「在基督的足迹里与罪恶作战，就是尝试及透过皈依来避免罪恶。同样地，通过宽恕，以使罪人和受害人走出困境。」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Can one ask for forgiveness for someone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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