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来，中共打下的老虎和苍蝇已多到让人大脑兴奋不起来。就在人们开始感到麻痹时，中共五中全会闭幕之后，中纪委“打虎”及时送上一个小高潮。
11月2日至11日，包括上海首虎艾宝俊、北京首虎吕锡文等五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在资本市场上，又有私募大佬徐翔和有“发审皇帝”之称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双双被擒，反腐触角扫进金融圈，估计这只是冰山一角，好戏还在后头。
同个时候，据《法制晚报》统计，17天内，各地至少有七名位阶不低的官员“非正常死亡”，包括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厦门市国土局原局长林长树、中国央企神华高级副总裁王品刚、柳州市长肖文荪、中海油检组长张健伟、湖北恩施州财政局长王金维等，还有最近的吉林省蛟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郝壮。
其中两个案例尤其引人热议，一个是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文荪与自己的秘书孙德强，在柳州市柳江边散步时落入江中，但秘书没有落水，还在上班。另一个是吉林省蛟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郝壮在公安局六楼办公室擦玻璃时，从窗台坠亡。
网络舆论纷纷指出，市长和秘书一起在江边散步，为何一人落水，一人照常上班？吉林蛟河的气温零下七八度还有雪，公安局长为何闲来没事做，要亲自擦玻璃？怎么想都不合逻辑，有网民调侃：“公安局长擦窗坠楼？这是聊斋吗？这是写鬼的故事，还是给鬼写故事”。还有人质问：“过去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目前这么多非正常死亡官员呢？谁逼的。”
从字面上理解，“非正常死亡”大概有几种可能：意外事故致死？突发疾病离世？自杀？他杀？上述各种官员死亡事件，有的明确说是自杀，有的只说是“溺亡”、“跳楼”等，但未说明是自杀又或其他。
当下反腐雷厉风行展开，再加上民间原本对官员就不信任，只要有官员“非正常死亡”，舆论自然将之与贪污腐败挂钩。再往下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主要是局处级以下的干部，虽有一定官阶，但并不是赫赫有名的高层领导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人。如果连这些被指为贪污腐败、罪孽深重的高官都没有一个被判死刑，那么官位更小的干部即使被调查，也不一定就被送去见阎罗王，怎么会严重到要去死？只能说他们心里素质特别差，在官场斗智斗勇斗狠那么多年，竟然扛起不起压力，一被调查就想寻死。
据报道，《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较大心理压力。与常人不同，官员遇到了憋屈的事，比如被上级揪了辫子，被同僚使了绊子，忌惮官场的规则不敢轻易找人倾诉，也有些因为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造成各种矛盾等，种种郁结排解不开，压抑久了，求不得，放不下，也会出现“抑郁症”等问题。
曾经一度，中国官方在披露官员非正常死亡时，经常提及的原因就是“抑郁症”。这“抑郁症”不及当年王立军的“休假式治疗”那么抽象，它被部分舆论视为“自杀的代名词”，但仍具有一定说服力。不过，就算真是抑郁而死，也不能排除这“抑郁”背后的三种可能。
一是面对纪委的调查压力。二是怕落得人财两空，以自杀结束生命，以中断调查，为家人保住赃款。三是来自“利益链条”的压力，死了永远不会供出同伙或“后台”，畏罪自杀、一人死换众人安。又或者，“后台”出事了，怕自己也沾上边，先自行了断。
若上述情况属实，可以想象中国官场的“结构性腐败”现象何等严重，顺藤摸瓜，一摸就是一大串。为保住结构性腐败的政治利益格局，官员竟有那么大的勇气寻死。可见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丧失利益的代价比失去生命的代价还要高，他们宁愿以死来护住这个利益格局，那怕它最终可能也是一个死局。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死者为大，但对死人不调查，反而是害人，要遏制“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恐怕人死了还是得查。又或者，如果像某些网民想象的那样，怀疑官员是“被自杀”又或遭他杀，那案件就更严重了。“被自杀”又不查明并公布真相，这“依法治国”是玩真还是玩假？
舆论对官员“非正常死亡”高度关切，说明民众渴望对公职人员上上下下、生生死死的情况了解一二。若并非天大的国家机密，当局确实应提升信息的透明度，满足民众应有的知情权，即使不能立刻下定论，也应在查明真相后对外公布，而不是让真相随官员的死亡而消失。
唯有官员死活都透明，才能消除外界各种猜疑和阴谋论，对官员和其家属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尊重？信息不透明，只会引发死亡背后另有隐情的各种猜想，大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