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对二○一二年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办法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引起众多争议，政府为了企图说服市民接受方案，不断以一些行政会议成员及所谓专业人士拍摄宣传片，问责官员更纷纷落区硬销方案。笔者认为，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功能组别”的问题，因此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希望教友和读者能对此核心问题作多些探讨。
“功能组别”是港英殖民政府时代遗留的问题。一九八四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白皮书》，当时具体建议在一九八五年的立法局选举中，二十四名间接选举的议员当中，十二名是选举团（包括当时的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及区议会议员）选出，另十二名是功能界别选出，这是香港最初出现代议政制的选举模式，相比以往所有立法局议员全由港督委任，是跨前了一步。
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香港人曾经历一九九一年直选，回归后亦已举行过多次立法会选举，已形成了一种选举文化，“功能组别”这种间接选举模式是否仍是必须呢？是否仍是适合香港现在的状况？政府表示现时还不是时候决定“功能组别”存废问题，但若真正有诚意落实二○一七年、二○二○年双普选，保留“功能组别”这样不公平的间接选举制度，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如何能最终形成真普选的出现。
第一，立法会六十个议席当中，功能组别占一半，代表的选民只有二十二万多人，大部分代表是商家和专业人士，一般市民对这三十个席位根本没有投票权，他们以什么基础代表民意呢？另一半三十个议席是地区直选举产生的，代表的选民有三百多万，市民是可以直接参与投票的，占选民总数超过九成，相比之下，已可见地区直选的做法更能代表民意。
第二，政府的方案提出在功能组别方面增加五个区议会的席位，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个做法其实只是沿用当年《代议政制白皮书》中由选举团选出的间接选举办法，时隔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香港人继续接受这种间接选举模式，政府又如何能让市民信服政制发展能“向前走”呢？
官员积极造势，拼命向市民宣传若政改方案再被否决，政制发展便会“原地踏步”。然而，从“建制派”与“功能组别”议员支持耗费六百六十九亿兴建高铁的议案，以及饮食界自由党议员张宇仁提出二十元最低工资建议，足以证明“功能组别”的议员只会为大商家的利益着想，若“功能组别”继续存在，只会造成政府继续向大财团倾斜，基层市民的利益被进一步剥削。
教会明确地表示“不该对某些个人或社团的权利，给予偏袒性的保护，以免他们从中得到特殊的好处。还有，政府也不应保护这些特权，因为这样做反而会妨碍人们完整地表达和自由地运用这些权利。”若望保禄二世，《和平于世》通谕。
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甚至公开表态干预对普选的定义，并断言二○一二年没有普选具民意基础；另一名中联办小官员宣传文体部长郝铁川更放肆嚣张无理地恐吓，否决政府的便是“反对派”，不是“民主派”。这些中共官员的态度让我们清楚看到，中央政府根本不想让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当日所谓“港人治港”的承诺，已名存实亡。
回归十三年以来，很多香港政府的决策都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因为“功能组别”占立法会一半议席，使很多决定倾向亲建制的大财团，若这样的议会制度继续存在，或进一步被认可，我们手中选票的力量会变得更为无力，绝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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