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福音第8章12小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众所周知“基督的光”在中国大陆曾被长期打压，特别是文革时期几乎遭毁灭，教徒们只有在黑暗中行走，年长的人都亲眼目睹过这悲惨的历史。
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四十年之久，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得：文革前我因出身不好与腿残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照顾进了一家200人街道小厂，它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汇南街上，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厂里职工信天主教很多。文革一开始厂里教徒们就被剥夺了上教堂做礼拜的权利，而且要向工作组交出“圣经”与互相检举揭发教友的言行，并写下脱离教会的保证，一些虔诚教友均遭批斗抄家，个别忠诚信徒遭迫害后自杀。我不仅看到了厂里教徒的迫害情况，更是目睹了近工厂百米的徐家汇天主教堂的一场劫难。
1966年当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噩运就降临到远东著名的天主教上海教区，其中心即在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院、神学院、天文台等方圆几公里地方。解放前上海教区管辖面积据说超过梵蒂冈国土，在上海地方史料上，这里曾有“东方梵蒂冈”之称。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原是教会图书馆和耶稣会综合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本外文百科全书就在这里诞生。旁边有百年历史的徐汇中学，原是徐汇公学。现在徐汇区政府的办公大楼与上海天文台，则是原天主教大修院、神学院、拯亡女修会和献堂会。附近的土山湾地区是教会各种用品、服装的生产基地，中国最早的西洋油画作坊就诞生在这里。在大教堂后面的汇南街还有中国最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陵墓，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噩运随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声礼炮，在这里拉开前幕。
1966年6月19日上海附近地区的天主教堂神职人员全部集中在这里，由四名国家宗教局干部组织他们办学习班，开展互相检举揭发，并要每个神父写脱离宗教的誓言。8月“破四旧”运动是文革的开业典礼，而消灭宗教正是“破四旧”的目的之一，红卫兵充当了撒旦的鹰犬。一群北京红卫兵联合上海红卫兵，首先冲击了这座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把这座建于十九世纪的教堂内外砸个稀巴烂，许多珍贵文物与书画遭受重大破坏。教堂内部四周装饰的彩色花玻璃是十八世纪荷兰工匠制作的，其高巧绝妙的工艺早已失传，这次也被全部砸碎了。一架十八世纪远东最古老的名贵管风琴被毁掉。在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图书馆和藏书，58年后从华东各教区没收的宗教经书全都集中在徐家汇天主教堂与旁边的藏书楼内，大批世上少有甚至绝版的圣经画册与宗教书籍，统统被红卫兵搬到广场上，堆积如山，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伴随着红卫兵的叫嚣狂舞，是周围上万教徒们的哭泣声，有的甚至自杀。政府居委会干部与派出所干警，配合红卫兵与造反派对该地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扫荡教徒的家，命令所有教徒互相检举揭发，没收烧毁教徒家里的一切圣经和圣像，并责令必须挂毛泽东的像。有坚定的教徒，则采取革命行动批斗与关押。一场场更大规模迫害宗教和凌辱信徒的运动发生了。
第一次大规模游街是8月3日，北京与上海红卫兵冲进大教堂，把神父修女们床上用来压蚊帐的二米长的棍棒抽出来，人手一根，像对牲畜一样抽打驱赶出全部神职人员。红卫兵给他们每人头戴二公尺高的牛鬼帽，领头的是爱国会主教张家树和李光明神父，高帽不够红卫兵就用花盆、痰盂扣在他们头上，用长绳索牵连着，“牛鬼蛇神”大游斗开始。红卫兵强迫他们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万岁！”沿着徐家汇路步行到华山路，再到衡山路，原路再折回来。一路上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在红卫兵喇叭的煽动下，愚昧无知的革命群众、大人小孩用石头、垃圾、脏水、烂菜皮扔向他们，肆意凌辱这些天主的使者。近三个小时的游斗，年老走不动的神父修女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互相搀扶着起来，而红卫兵的棍子皮带不断毫不留情落地在那些不肯喊“打倒天主”的神父修女的头上身上。要知道被游斗的这些人都是在爱国会领导下宗教团体的教徒，他们都妥协过——“爱天主、也爱毛泽东”。但今天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叛离天主、只能爱毛泽东”。几天后，第二次大规模游街又发生了，如法炮制一直游街到徐家汇的徐光启陵墓小公园。红卫兵对着当地教徒的面，把他们敬重的天主教徒科学家的墓彻底毁坏，并扬尸在外。
1966年我才十九岁，这一幕幕残酷的社会与家庭冲击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恨文革、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这批人。十月因参与三哥反对攻击文化大革命一案，遭逮捕进监狱成了年青政治犯，渡过漫长十三年牢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才平反回上海原单位。我在“一所”曾待了四年，那里是关押所谓上海重要反革命政治犯重地，在里面我相遇了许多神职人员，与他们长期的难友生活才使我真正接触到基督教义与精神，开始对“天主、耶稣、圣经”有所了解。我知道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上，“人子来，是要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也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蒙恩成为天主儿女的道理。这些神职难友还告诉我：经上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跟随主走苦路是必经之路，靠主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他们教我如何向主起到，如何把自己完全交托主，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天主的仆人，就是处在身陷囹圄中，却始终至死不渝地持守着自己的信仰，在监狱里时刻不忘向难友传讲天国的福音。因着他们的带领，我开始信主了。
记得其中有四个人给了我很深教诲与基督的启蒙。第一位是毕业震旦大学的张宏根神父，他告诉我：1955年9月8日震旦教会大学一片恐慌，当时政府办案人员在大礼堂集中了近200名信教的学生，逼他们承认参加“公青会”就是所谓反动组织。谁承认“龚品梅是反革命集团头子”的人站出来，政府可以宽大处理，你们父母在门外等着领你回家，否则隔离审查进监狱。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大学生，这天是检验我们对基督信仰真伪、清浊分流的界岭。“要瓦全、还是玉碎，或苟安、还是赴难”。无可躲避的选择，正是信仰天主公正的天秤，也是天主在选择的大筛网。最后有一半内教家庭的同学因不愿背叛主进了监牢，当时公教家庭几乎家家遭殃。我们这些年青大学生难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逼迫我们出卖自已灵魂？当犹达斯。我们没有一点反共产党言行，仅仅是信仰天主而已。张神父就是“九八事件”的遇害者，曾二次入狱前后遭难二十多年，我至今记得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跟随主背负十字架、但天主与我同在”。现在他85岁仍在传教，是浦东地区非常有名的地下教会神父。
第二位是耶稣会的胡永康神父，他回忆：1951年10月8日，政府宣称“圣母军”是反动组织，一夜间所有教会学校开始肃清登记抓捕参加圣母军的青年学子。当时他在震旦附中读初中（14岁），而姐姐是震旦女中高中生（17岁），这是所由圣心会修女所掌管的上海最著名的女子中学。因为信仰，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爱尔兰籍莫克勒神父倡导的保卫圣母的“慈母圣教会”（圣母军），我们都是一群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当时公安追，学校赶，父母哭，四面楚歌，五味俱全。工作组逼父母，叫我们登记承认参加‘圣母军’，并写悔过书。我年幼被母亲领回家，妈妈哭着求姐姐认错，可花季少女本教的姐姐坚决不肯。她跪在圣像前，反覆诵念：“我的母皇，我的母亲，我及我所有的一切全都属于你”。当晚信天主的父亲没有等到宝贝女儿回家，老师送来一封信告诉我们：姐姐被关进徐汇区看守所了。父亲流着泪读着女儿给他的信：“爸爸，你一辈子忠心，对家人忠心，对朋友也忠心，你一定也希望你的女儿忠心于圣母，忠于教会，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政治组织会歌颂一个叛徒，你是基督徒也肯定不要一个叛徒的女儿。爸爸，女儿如果连天主圣母都不爱，她会爱自己父母吗？”一年后被释放的姐姐又成为“九八事件”的受害者，判刑后几乎在监狱与劳改农场渡过大半生。而胡神父同样没逃过58年的又一次反梵蒂冈划界线运动。他在一所关很长时间。我在一所与他相识，胡神父曾劝导我，“天主给了每个人宝贵的时间，你不要浪费它，有时间就有机会，你只有十九岁就像块海绵一样，利用这特殊环境能接触到你一生中都不容易碰到的人，努力学知识、吸收营养，将来你会感到有幸尝智慧果”。他告诉我：自己不能事奉两个主人，毛泽东和天主，不然我的良心终日不安，即使释放了，也要变成疯子。他还说：自己是“因信守义、才有了属灵的生命”。
还有两位都是徐家汇天主教堂神职人员，一位是大名鼎鼎龚品梅主教，另一位是默默无闻的盲人修士金林生。回忆这二人的劫难就更能清楚了解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悲惨命运。1951年中国第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历时一年半，起因是梵蒂冈驻中国公使黎培理被驱逐出境一事；1953年中国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驱赶所有在中国的外国籍传教士；1955年9月8日是天主教的大灾难日，宗教界称为“九·八事件”。政府一夜间在全国逮捕了所有抵制，共产党领导“三自革新”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人士。在上海，龚品梅、金鲁贤等百多名神父和上千名教徒被捕，后来漫延到全国各地教会，许多人被判二十年或无期徒刑。“九·八教难”那一夜发生的事，不但铭刻在当事人的心头，也深深烙印到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国人身上。1958年又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开始，政府利用宗教界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在天主教内部造反分化，这是一次重要的划清界线运动。凡爱国者，跟共产党走；爱天主者，软禁起来，有影响的则被抓进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取缔了天主教与基督等其它宗教团体活动。
盲修士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们嫌光游街还不够剌激，又组织了大规模批斗会，并强迫当地天主教信徒去观看接受教育，我厂天主教徒也被迫去观慕。近五十名神父修女被押到徐汇大教堂广场前，列队被批斗，红卫兵逼他们把《圣经》“十字架”踩在脚底下，每人手拿红卫兵硬发给他们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并要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小时折磨下来，个别人违心而痛苦地呼喊了打倒自己心中的主——“天主”。于是，红卫兵允许他们脱离批斗，绝大多数不肯高呼“打倒天主”的人则被“加温”，各人脖子挂上十几斤重的木牌子，再不屈服，红卫兵上前两个挟一地强逼他们弯腰九十度，接着干脆把他们双手反背，做“喷气式”飞机状，甚至逼令他们跪下，疯狂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致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帝国主义！”“神父修士是反革命坏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在如此人格侮辱、尊严践踏、肉体摧残下，不少年迈体弱的神父修女纷纷昏倒被拖走。红卫兵用尽了一切手段，几个小时的折磨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修士始终紧闭着嘴巴，死死不吭一声。红卫兵敲开他的嘴巴敲掉他牙齿，硬逼他呼叫“打倒天主”，从他嘴里吐出了鲜血与打碎的牙齿，谁知最后，他拼着命喊出了一声谁也料想不到的口号“蒋介石万岁！”这使横扫长城内外、斗遍大江南北、战无不胜的北京红卫兵气疯了，竟然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打不败的天主教牛鬼人物！末了，红卫兵得出结论：这个帝国主义驯养出来的宗教走狗，一定是个隐藏很久的美蒋特务、梵蒂冈间谍。于是北京红卫兵们收场时把他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罪名是他批斗时竟敢呼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而他那用手摸写的密密麻麻的盲文外文字母肯定是间谍收集的情报。
盲修士叫金林生，出身在上海浦东地区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从公教青年教徒变成终生为教会服务的修士（不结婚），一直在上海市徐家汇天主教堂任职。29岁时的一场大病不幸使他双目失明，失明后的他主要任职宗教文献的盲文翻译工作。因为他双目失明长期不外出，经常独自一个人关在阁楼上，又是一般低级神职修士，所以几次打击宗教运动都能逃脱。然而文化大革命对宗教进行全面迫害，一个不放过，红卫兵造反派叫他学习，被他拒绝，捆绑硬拖进学习班，他仍拒绝学习毛选，只读经书；遭批斗殴打，他不为所动，还是只认天主，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甚至于他还几次主动要求进监狱，工作组造反派对他也很无奈。金修士认为所有兄弟姐妹都进过监狱，唯有他自己没能享受这种荣耀不甘心。当时许多奉献天主的神职人员，都拿耶稣作为榜样，私下准备好把监狱作为一生磨难的终结地。他们以苦为乐，把监狱当考验自己的意志、考验自己对天主忠诚程度的磨难处。他们认为活着是临时的，而死才是永生，都甘愿杀身成仁让灵魂进天堂。金修士的盲文外文数据经公安局技术鉴定，全非特务密码，更非间谍情报，纯属宗教内容，所以专业有识人士对红卫兵的无稽之谈也只得苦笑不已。审讯他的人员多次问他为什么要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是否不想活了？他回答说：“我想进监狱。”又说：“蒋宋都是基督徒，今天如果他们在中国，绝不会允许这种迫害宗教人士，丧尽天良的事发生。”
冬天来了，金修士只穿一套单薄的修士服。那些良心泯灭的看守有意要折磨他冻他，以便让他屈服开口求饶，只发给他一套囚犯穿坏的破棉衣裤、一条薄棉被。在零下的冰冻寒天，他瑟瑟发抖，冻得脸皮发青，手脚冰冷。他每天咳得很厉害，多次发高烧吐血被送市监医院抢救，从医生处我们知道他在外面就有严重肺病。监狱负责看管人员要他写下放弃信仰天主的保证书，哪怕口头说一句，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可以宽容照顾他，通知外面送药品或吃病号饭。更令人气愤的是，外面教会邮寄给他的衣服、棉被，被一直扣押到第二年四月春暖花开时才给他。我们从包裹单上清楚的看出，邮包寄出的日期是去年11月份。同时我们听看守说，因为他不放弃天主，外面送来的营养补品都不能给他。偏偏这个“不识抬举”的修士宁愿关在里面也休想从他嘴里吐出一句不敬天主的话。他每天依然正襟打坐，嘴里念着经文，从不向看守开口求饶。
最使我们对金修士惊讶不已的还有一件事。所里犯人每星期五是开荤日，这一顿荤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因为哪怕你有再多的钱，做了囚犯是买不到这宝贵的一小块肉的，更别谈从最低营养角度说这小块肉以及有限的肉汤对犯人有多重要。因此，每个人都渴望一周中的星期五。可巧天主教规定星期五是守小斋的日子。实际上，盲人修士也可以申请吃回教饭。看守和训导员都说过，只要他开口批判一声耶稣天主，马上照顾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就这样，金修士从进监牢至今二年多没有沾到一点荤食，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盲人修士体内得不到脂肪、蛋白质补充，加上肺病自然骨瘦如柴。他靠的是什么样的毅力支撑？当时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他曾说，他在学耶稣受难。众所周知，耶稣被四肢钉在十字架，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这位盲人修士二年多来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严酷的折磨，不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正直良心的人谁见了都会伤心落泪。当时我惊疑：关在里面都是政治犯，算得上有思想有意志，可还是一般的“肉身”，我们在监狱怕饥饿、怕恐惧、怕孤独，唯独他的肉身是“道”的载体，什么都不怕。仿佛基督的精神灵魂熔化附着在他的“肉身”上，充满钉死十字架无所畏惧的勇气。
我对金修士讲了古代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劝他认错，好汉不吃眼前亏，来日方长。金修士却摇摇头，认为那是对天主的亵渎，比死的罪孽还深。他说，“我为什么要说不合天主旨意的胡话？现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犹达斯。我要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这是不值得的。其实死与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会安排一切。”金修士还告诉我：他要学二个兄弟神父张伯达、侯之正的榜样，关死在监狱也不背叛主耶稣。他常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给我的恩宠。”他教我起到、托付给主、跟从主，说这样能克服自己的软弱。他告诉我：“眼虽瞎了、是盲人，但主让他看到了光”。而凡是忠心跟从耶稣的，一定能得到生命的光，能完全认识天主；不象那些不信的人，只能“在黑暗里走”。
每逢星期五囚犯开荤日，他绝食抗议，通过惩罚己身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内心除了虔诚笃信天主教之外，毫无其它杂念。他对同监犯人的讽刺嘲笑，对看守的凌辱和别人对天主极其不恭的言行，或在别人谈论文革种种暴虐时，反而怀有一种极强烈的负罪感。他从不责备别人，把监牢里所有的犯人当自己兄弟。他常常为那些文革中被利用过后，也关押进一所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的深重罪孽而痛苦不安，为摆脱他们的罪孽，为他们忏悔、祈祷。有次我问他：“文革”如此罪孽，究竟有无使中国人灵魂得到解放之途径呢？“文革”使中华天地浑浊，人们痛不欲生，芸芸众生，劫难茫茫，如何生活得下去？盲人修士冥思了半天，默默念诵《圣经》，然后说道：“《圣经》记载，天主之义是本于‘信’。‘义’为灵魂得救之意，‘信’乃得救之路。‘信’者，信仰也。我国文明始祖孔子也说过：‘民无信不立。’一个人失去了正确的信仰，一个民族失去了正义信仰，必然被邪恶所愚弄、所蹂躏。”金修士告诉我：天主爱全世界的人，如同爱一个人一样，我们应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像耶稣一样使人与人之间成为兄弟关系。
金修士是我接受基督的启蒙老师，当我们一些年青犯人表示要进一步了解基督时，他给我们传道，“信神、信有神、信真神”、“什么是罪？”“为什么要赎罪？”“圣经是生命之道”等课。牢房传经一事不久被一个犹达斯出卖。我们听道的人都受严惩，分别被打后还带了十几天手铐，金修士更惨还被关了单身禁闭。当时我们这些年轻政治犯都把他当活耶稣，努力学他榜样修练自己。在我人生第一次接受信仰时，首先感悟到在中国追求宗教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
金修士因为肺病长期缺乏营养药品，多次发病吐血去医院抢救，他的审讯员不希望他死在监狱，有意想放他出去保外就医，唯一条件就是让他认罪，放弃天主。当时哪一个囚犯都不会放弃“写张认罪书先逃出地狱再说”的机会，但我们看到，所有的诱惑都一再被得重病的金修士大义凛然拒绝。
记得一次，牢房内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想立功，向训导员揭发金修士顽固不化，每天吃饭前坚持祈祷，并说：“圣经是他的生命粮食，祈祷犹如呼吸”。训导员把我们全体叫去训话，痛骂修士不思悔改，叫我们不要受他拒绝改造的影响。训导员再一次引诱他，打开一只寄给他的邮包，里面除了衣服日用品，还有一本盲文圣经与进口营养品。训导员要他认错，保证不在牢房祈祷，这些东西可以拿去。修士摇头表示拒绝，但他要求政府能留给他这本盲文圣经。怒气冲天的队长说：你把圣经当粮食，今天就给你挑选，要圣经的话，从明天开始停止供应吃饭，看你能坚持几天？金修士毫不犹豫伸出手，要圣经当粮食。队长气疯了，边撕圣经抛在他脸上，边狂骂道：“邪教，去你妈的天主”！金修士颤抖着双手，拼命摸索着地上被撕毁的圣经，流下了干枯的眼泪。这是我二年中第一次看他掉眼泪。为了严惩修士的所谓反革命言论：“天主的话是他生命的食粮”。训导员给他上了铐，并决定不给他饭吃，看他能坚持几天来讨饶。顽强的修士宁饿死不求饶，身体虚弱的他第三天昏迷倒下，政府无奈只得送他去提蓝桥监狱医院抢救。同监难友们被他纯净而正义的灵魂所震撼，私下都称他为“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稣”。金修士最后被折磨病死在第一看守所。
老主教
后来我被判反革命罪，到市监狱一中队服刑时，又相遇到老主教龚品梅。我小时曾从父亲嘴里知道，龚品梅19岁进神学院、29岁当神父，长期任著名教会学校震旦附中的校长，在上海是个有名望令人尊敬的主教。而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三哥告诉我，当时天主教里有句话“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震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前身）曾培养出无数基督精英，可惜大多数人遭劫难。1950年，梵蒂冈任命龚品梅为上海南京苏州三地主教。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一个尖锐激化的矛盾，共产党组织了爱国会，要龚品梅脱离梵蒂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三自革新”会，可是不识相的主教抵制政府对天主教的改造和渗透，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梵蒂冈）爱国运动，拒不参加官方的爱国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
那时我关在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的老残病弱四楼，做一些“拆纱头”的轻微劳动，我在第三小组，第四组最后一间牢房就单独关着所有犯人都知道的特殊人物，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他属于比较特殊照顾的犯人，当时楼面上还关了不少判重刑年迈的宗教名人，如跟我同组的上海教区谘议员德肋撤堂的本堂张希斌神父，他曾是杨州震旦中学校长。龚品梅他们从1955年失去自由，在一所关押五年，后判无期徒刑进市监狱，曾押送到外地劳改场改造过，在失去劳动力后又押回到上海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关押。71年监狱鼓励互相告密立功减刑，政府得举报这些判重刑的神父，长期坚持每天早晚做祈祷，甚至在监狱继续暗中传教、传播福音与圣经，抵止洗脑、不认真背诵毛选，却天天默背圣经。政府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反动的，是一种蔑视专政机关的挑战，一定要组织犯人肃清流毒彻底批斗。为之在犯人中组织了一次气势较大为期九个月的“破有神论学习”运动。当时管教队长布置楼面多次批斗帮促龚品梅他们。
我至今难忘学习班结束的这一幕，七十多岁的主教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批判。我为他庆幸的是一中队的批斗会比较文雅，因为参加者大多数是政治犯、长刑犯、老年人，加上中队长叮嘱此人特殊不要动手，主教免除了皮肉之苦。如果换在我曾经历过的其它中队，特别是刑事犯中队，主教的老命危险矣！几个月的批斗“帮助”对他无动于衷，他几乎成了哑巴，一句不答。结束会这天管教大队长问他：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帮促你觉悟了没有？现在“你对天主信仰怎么认识？”主教用心平气和的语调回答：“宗教信仰不变”。队长气怒地骂道：“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反革命，如果天国中真有天主，你也就不会在这里了。”这时，我发觉主教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们，那眼神充满了悲忧，却又那么慈祥，就像耶稣被捕后被门徒伯多禄否认三次，望着伯多禄时的眼神一样。随后队长凶狠地说：“还有谁坚持信基督的有种都站出来？”张希斌神父第一个站出来，接着先后五位陪帮促神父都站出来。管教干部歇斯底里大发作，狂叫：“好！你们等着瞧！将来有得加刑，有得要处死你们这些邪教”。气疯的队长叫来几个犯人打手，用木板猛击张神父他们倒地为止。记得当时有个姓沈的神父倒下前还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反对政府，是共产党要置天主教死”。当时我们参加批斗会的犯人心里既震撼又难过，这一幕永远留在我人生脑海中。显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这批耶稣会神职人员起不到作用，他们“生是基督、死是福”的精神，击败了政府组织的这场所谓“破有神论学习运动”。
记得一次在楼面放风时，我趁旁边无人悄悄走在龚主教旁问，是否知道徐家汇天主教堂的盲人金修士？他惊奇地问我：是否双目失明的金林生修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知道金兄弟。我告诉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金修士共同生活了二年的情况，及金修士愈来愈差的病躯，并说了政府工作人员当我们面讲的话“只要金表态放弃信仰天主，马上保外释放他”。龚主教坚定地回答：“休想！金兄弟宁肯死，也不会讲一句背叛天主的话。”后来我知道，这也是龚主教坐三十三年牢狱的誓言。
十三年牢狱之灾中我相遇到不少意志坚强、宁死不屈的政治犯，而最使我敬佩的就是那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神学院毕业的耶稣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都有基督教义所倡导的美德：谦卑、温柔、忍耐，而几乎所有这类人都是“道”成肉身，准备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年轻时始终搞不清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地狱中不屈不挠，他们躯体内注入的“道”是什么东西，具有这么样强的受难精神？后来，当我接触到更多的天主教政治犯，及读到《圣经》后才明白是天主的教诲、是耶稣的榜样、是基督的精神支撑着他们。我后来才知道，解放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打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越演越烈。传教士多数人长期在漫长的监狱和社会的管制监督中接受强迫洗脑，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我在黑暗地狱中行走了十三年，每次无望绝望感觉持撑不下去的时候，总是基督神职人员的榜样和言行告诉我：“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它会走出黑暗。
我平反出狱后，去徐家汇天主教堂探听一些在监狱相识的宗教人士，我碰到了前后关押二十多年活着出来的张神父，得知金修士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了六年，最后死在监狱里。而龚品梅被关了三十年，1985年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宣布龚品梅承认错误被假释。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时八十多岁的龚品梅拒绝出狱，拒绝在所谓“改造好提前释放”的证明上签字。最后，政府把他放回徐家汇天主大教堂交爱国会看管。1987年，他因心脏病被批准去美国医治。199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大殿用最高规格接待和欢迎他，并封他为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是教宗下面的最高职称），许多西方首脑和天主与基督宗教教袖出席盛会，全体长时期起立向他致敬。实际上，早在1979年龚品梅还在狱中时教宗就已秘密任命他为枢机主教，教宗的这一举动在外交上与中国深深结怨至今。2000年，98岁的龚品梅得胃癌在美国去世，迄今在基督世界享有盛名。我想南非曼德位为信仰坐了二十年牢，出狱后被非洲黑人当伟人、民族英雄。龚主教同样为了信仰坐了三十多年牢，他几乎都是一人独囚一室，就这一点，他比任何人受的苦都深，他没有被逼得精神失常或患严重忧郁症，是天主的恩赐。今天基督世界给了他崇高荣耀，封他为教会亲王。但中国给了他什么？难道历史就不能还他一个公道吗？
我一直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对宗教这么仇恨？特别是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恨与怕甚至远超过佛教和传统的儒家？关键就是一本书——“圣经”与“毛选”，一个人——“天主”与“毛泽东”。文革时毛泽东把宗教诬批为人民的鸦片，他让红卫兵大量焚烧《圣经》等宗教书籍时，又强制百姓人人拿一本红宝书，还叫亿万人民把他当神供起来。但他的红宝书能与《圣经》相比吗？和今天大批涌向教堂做礼拜读《圣经》的芸芸教徒相比，现在还有谁手捧着红宝书呢？在我十三年监狱里接触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们中，他们很少有一句“反党言行”，说白了，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只听天主、不听毛泽东”；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就是向教徒“只宣传圣经、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在毛时代是大逆不道，是没有活路的！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天主的仆人，我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化身。十三年中我在监狱与劳改农场极少见到过信仰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刑事犯。想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平反的冤假错案数量还少吗？公布出来的材料还不够荒唐吗？连新中国的奠造功臣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随便被诬陷连扣五顶“反革命帽子”而致于死地，拿一个梵蒂冈的使者开刀，判他无期徒刑当然更无所谓。判龚品梅无期徒刑，目的就是警告中国所有信仰基督的人——中国大陆不允许有“天主”，只有大救星毛泽东。
我平反出狱，改革开放不久就下海经商，当时受‘一切向钱看’思潮的影响，我拚命赚钱，想把过去的损失都补回来，这时的我是远离主向着物质化的世界靠拢。九十年代我有机会经常出国考察，却发现一个现象，当今最发达、最文明、最和谐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信仰基督，我看到了“基督普世价值与普世博爱是如何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行事为人中。基督精神再一次唤醒我的心灵良知。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的，我醒悟了，这其间基督精神又让我恢复了良知，我决心从‘铜钿臭’中爬出来。说实话经商20年当我富起来后并不快乐，惨痛的历史记忆从未消失。我一直难忘却十三年中那些为信仰受难的基督难友。想写书来纪念那些我曾接触和了解到的，“因信守义”，甘愿跟主背负十字架到死的基督徒。
我入教就是想解开四十年来苦苦思索的答案：为什么中国大陆神职人员过去命运如此悲惨？而绝大多数都会视死如归？我想了解基督的魔力在哪里？曾经渗入过我心灵的基督精神、基督的普世主义、普世价值与普世博爱为什么会普及全球？为了这些答案，我放弃了经商事业，并花了不少钱，撑着手杖跑了五十多个国家。我开始写书，写第一本文革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其内容有控诉文革对宗教的迫害。接着又写政治游记，把我所看到的基督世界和普世价值写成第二本书《新海国图志》介绍给国人看。今年我又完成第三本最重要的书《反文革第一人》，献给对我一生起重大作用的三哥，中国第一个因公开反毛泽东反文革而牺牲的义勇之士刘文辉。这三本书中都有真实描写基督徒的悲惨历史，也都引起海内外不少好评。
这几年我跑了五十二个国家，几乎走遍了主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基督国土，看到了世界上最富强文明的国家都是基督教，那里“博爱、平等、民主、自由。我看到了普世主义带来的一片经济繁荣、国富民强、社会文明与和谐真正的“以人为本”。在基督国土我最大发现是西方国家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实际上起源于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基督宗教的信念。事实上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也就是基督伦理，国家的管理者把基督宗教当作国家的治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在西方基督宗教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基督宗教的那个"灵"就是指人的良知，被"圣神"感动，就是指被良知唤醒，基督的爱指引去尊重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民主、人权的深意正在此中，基督宗教的伟大力量及宗教文化的意义也在这里。历史的发展证明今天这种以基督文明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和宪政己经走向整个世界：欧洲四十四国全部都已实行民选制度；美洲三十五国除古巴，也都不同程度实行了民选；非洲四十八国，有四十二国实行多党选举；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台湾（地区）、韩国、柬埔寨等，都已进行了多次的民主选举。
反过来我也跑了所有长期宣扬革命、打击基督、搞共产主义的国土如朝鲜、古巴等，看到一幅截然不同情况，经济落后、人民愚昧、社会封闭。他们和过去中国一样，在马列毛共产主义识形态影响下，长期革命加造反，从未停止太平过，学毛泽东提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帝修反斗，其乐无穷”。幸好中国共产党中还有务实派，痛定思痛放弃了阶级斗争提倡改革开放，才带来经济变化。也难怪今天胡锦涛还提醒中国人不要“再折腾了”！我发现基督世界是“神找人”，在中国是“人找神”没有神也要造一个代替。但人是有罪的，怎么能代替天主呢？结果只能是犯罪，我们曾长期宣扬仇恨，革命加造反，还要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次接一次政治运动造成中国千百万子民死去。我感觉当今中国人被所谓经济“硬实力”蒙蔽了双眼，只看高楼与公路有多少，却看不到中国最缺的是‘软实力’，即基督普世价值观。它就是人民需要蕴藏高尚的人性美德和无穷无尽的智慧才能，它包涵人性中善良基因，即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享受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正义与博爱”。一个强国与民族的‘软实力’，一靠人的优良素质；二靠民主社会制度。今天的中国器物（经济）与制度交接存在严重问题。
没入教前我心里充满了怨恨，恨文革！恨它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与宗教，毁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毁了我的青春与亲人，流多少泪也洗不尽我的国怨，家恨。如今是“基督的爱”成为我的挽回祭，天主亲自把我这个40年来游荡在外的浪子终于寻找回来。谢谢主，是‘天主的爱’改变了我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了我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我很渐愧，虽己入教但至今还没有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圣经’，我看政论书籍远多于读经，关心外界的事情胜于教内。我甚至怀疑过：“耶稣是否真降生于圣母玛丽亚腹中？是否真复活过？我信基督能得永生吗？”等问题。
今天我还在问自已：算是个基督徒？还是信徒？说实话：我入教与大多数人有所不同，政治层面大于信仰因素，我平时上教堂更多的是在观察自己与教友的内心变化？我从自已熟悉的来自不同层次与背景的兄弟姐妹身上观察到：大家都接受过毛泽东三十年的愚昧无知的洗脑，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为什么今天会不约而同放弃无神论，走上皈依基督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为什么今天信仰基督的人数会超越信仰马列毛的程度？这不值得深思吗？这说明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己经深入中国大多数人的心。
回顾上面这段惨痛的历史，我在想：难道宗教在中国真有这么可恨，非要置于死地？联想到如今的中国，我常常会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没有天主，那么什么都可以干。”是的，无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愚昧、残忍、丧尽天良的浩劫，还是如今社会上的犬儒主义、拜金主义，都是与我们长期采用打压宗教政策有关，与国人缺少信仰有着紧密的关系。有了信仰的人，精神有了依靠、灵魂得到安抚。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都要求人们向善避恶、相爱相助。它们对老百姓来说，既是信仰，也是一种社会道德的修养课，这样的信仰有过错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因为富裕了却依旧迷茫困惑的人们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引导和依靠，所以天主教、基督教而今又在迅速扩展起来。过去与今天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
1949年建国时，大陆天主和基督教徒还有三百万，到文革十年几乎灭绝，1979年改革开放恢复宗教活动，三十年不到中国大陆发展到九千万基督徒，首次超越共产党人数，冥冥之中是天主发现了这块缺乏信仰的十三亿国土。真的、时候到了，天主要拣选中国，福音要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有人断言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传教大国，问题关键是宗教要自由，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地上教会是受政府控制的，而地下家庭教会的教徒远超越三自爱国会，双方互相又不来往，今天中国教会整体是一盘散沙，只有靠努力传教才能凝聚成一个整体。我们要向天父起到，求你的爱降临到中国，快快的降临，求你改变我们几千年来充满仇恨的习惯，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不认识你的罪，赦免我们长期拜‘假神’、‘偶像’的罪，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我求主、让中国教会兴旺，不再受迫害。我求天主、让中国早日走上普世主义大道，遵守普世价值，推广普世大爱。我坚信：“耶稣是世界的光，将引领人们走出黑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