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戈利奥当选第266任天主教罗马教宗的同时，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这是思考中国和梵蒂冈独特关系的难得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另一个是联合国最小的成员国，两国却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罗马教廷是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岛）的23个主权实体之一。这对双方而言不仅反常，也是损失。
天主教会拥有12亿信众，中国则有13亿公民，外交关系正常化将令双方都受益。不仅如此，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双方的和解也将表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紧密团结。
但现状难以打破。两位新任领导人都面临着艰巨的内部挑战，他们还将面临两个主权实体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持续冲突。此外，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一个有着2000年历史的机构之间，必定存在着交流的复杂性，这也不应被低估。
新教宗方济各一世
当前僵局的原因显而易见，但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梵中关系。首先，教宗的拉美出身将使其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南南关系愈发重要的世界具有独特性，他的阿根廷背景将有助于理解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极具活力，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巴西。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新罗马教宗深谙耶稣会在历史上搭建中欧桥梁的传统角色。耶稣会的共同创始人、会祖圣依纳爵（1491-1556）的信徒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曾到亚洲传教，但未与明朝接触。范礼安（1539-1606）则凭借其罕见的见识力推动了耶稣会与中国文明的直接交往。
他们与儒家文人的交往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其后，由于中国礼节的冲突，以及耶稣会的传教策略问题，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中国与教廷之间进入了长期的不信任阶段。
在教宗选举会议结束后，中国政府给新任教宗送上了祝贺，并希望梵蒂冈能够“务实”、“灵活”，这与耶稣会的观念并不冲突。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变革，北京看待宗教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今年1月底表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成功、自信、开放正在同步增长，到2020年，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体，其与世界的融合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也肯定会给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短期而言，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出现在新教宗的就职弥撒出席人名单上，这使得北京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化学反应变得复杂，但双方将会知道如何耐心将眼光放远。
一系列姿态、象征、“小步骤”将带来有利的氛围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中国的金鲁贤主教的建议，将利玛窦（1552-1610）和他的中国友人徐光启（1562-1633）纳入正典，将是摆在方济各教宗面前既鼓舞人心又极为务实的选择。这两位优秀学者的友谊仍是中西智慧结合的完美典范。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历史上耶稣会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耶稣会与中国的对话者表现了智慧与精神交流的独特价值，他们的相互理解增进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人文精神。如果当下新教宗和习近平能够重新开始正常交往，这将复苏文明之间的重要对话，并为人类的协作与团结做出贡献。
（朱新伟 译；部分译文参考了《环球时报》刊登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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