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志刚的基督教“中国化”

二零一二年三月卅一日至四月一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一次“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主题是围绕当前基督教快速发展的现象及其社会效应展开的。除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到场外，与会的宗教学专家超过二十位。作为主办方的北大代表，张志刚针对“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学术立意，从三个方面给与了详细介绍，在具体操作上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任务。[1]自此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承担的，譬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九至十二日在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研讨会，二零一四年八月五至六日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八至十九日在北京召开的“宗教蓝皮书二零一四定稿会和二零一五组稿会”等等，或是做主题发言的方式，或是以介绍研究成果的形式，张志刚都有参加并做发言。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根据张教授的《“基督教中国化”三思》、《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等文章，对其基督教“中国化”理念进行介绍与评述，以期收到深刻认识的目的。

一、“中国化”的意义和性质

“中国化”是个什么概念。在张志刚教授的解释中，主要是把当前宗教界流行的“本地化”、“本色化”、“处境化”等概念定性为教会术语或由教会人士使用的教会语言，选用“中国化”一词，就是要表达一种非教会人士探讨教会事务的“学术语言”。中国化的问题意识，即是探讨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怎样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2]这种描述，实际上表露的是一种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色彩，而非他的学生唐晓峰极力附会的学术性语言。如果将张教授的这个术语，放在基督教是“洋教身份”的历史性描述中与警惕基督教在社会上可能发展成“一教独大”、“一教独霸”的态势时，那就不只是对“宗教生态”的担忧，更是从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出发，能不能遏止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政治性担忧了。我们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立意，突破了张教授自己命名的“学术语言”，更符合一种纯粹的“政治语言”。此一评述，可在第二部分做出进一步说明。

二、西化危机与国内矛盾双重压力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在论述基督教中国化时，张志刚采取的是一种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敌我斗争的思维模式，比如他反复强调：要警惕基督教被西方国家利用为“恶意渗透中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要防止基督教变成“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工具”，要识别“基督的羔羊将要征服中国龙”和“基督教化中国”的西方战略。

张教授的思路其实非常清晰简单。在《三重视野》中，他是以两个部分强调基督教“中国化”必要性的：一是凸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不适应，即清朝中期的“礼仪之争”和清末鸦片战争及列强入侵后基督教甘为政治和文化工具的种种迹象；二是凸现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不适应，即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宗教生态失衡，这是没有追上社会变革的结果。在他的表述中，这两个部分即是“勿忘过去”和“正视现状”的双重视野。

在“勿忘过去”中，他有意突出了“礼仪之争”事件的破坏性，那是西方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对清朝政府权威的挑衅，不单将此事件视为“传教士内部的传教策略之争”、“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权威之争”，更扩大为跨越时代、延续至今的“中西方宗教与文化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至于鸦片战争及以后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基督教是跟随“坚船利炮”、作为“文化侵略工具”而来的，他们激化了社会与文化矛盾、给国人留下了“洋教”的印象。在这重“视野”里，他将西方传教士及其宗教视为一种带有“排他性思维倾向”、具有“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和“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狭隘心理的教会组织。

基于以上两个历史阶段的阐述，结论便落实到这句话上，“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基督教便无法植根中国文化土壤，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无法真正实现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3]其实这种数学定理式的引发，既不合理也不可靠，因为从历史上西洋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推论出了现代中国的基督徒也有狭隘心理，是十分可笑的。那么下面“正视现状”部分的引发要比上面的论述更加必要了。

他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给政界和学界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信教人数的快速增长背后带有“国际背景或西方后盾”，也就是说，背后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抱有“和平演变的野心”。他引述的证据是，三十年来宗教地下势力的产生、非法组织的成立，归根结底都是外国势力在中国一手促成的，它们的存在也是与中国政府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存在抵触的。因此，开放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的不良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涌动，究其实质，是“礼仪之争”和“鸦片战争”侵略历史在现代中国的延续。

尚不止于此。张教授“中国化”的“政治语言”，还展现在如下说明中：一方面，相对于基督教的发展和教义，社会上没有人视佛教和伊斯兰教带有国际背景，佛教和伊斯兰教也不会在社会中、群众间制造矛盾，基督教却仍旧带着“洋教身分”，没有像佛教和伊教那样融入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中；另一方面，相对于基督教的“唯我独尊的排他倾向”和内部存在的“真假教会”、“真假教徒”的乱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核心价值产生了根本冲突。

总而言之，若以双重视野对基督教作出观察，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当今政府宗教工作中一项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

三、从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解读到“中国宗教关系积极引导论”的确立

根据以上基督教中国化必要性的阐述，我们自然容易理解，为何张教授在《当代中国宗教关系研究刍议》文章的第三部分，把“中国宗教关系”的论题转移到政教关系上。若不事先阅读和理解他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议题的阐发，便无法找出“积极引导论”的学理依据。

他的“积极引导论”，主要是根据宗教局官员的报告建立起来的，比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一文。[4]王局长在阐述国内的宗教工作时，开篇就点明了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四种关系：（一）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间的关系需要处理；（二）要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间的关系；（三）在当前中国急剧变革的阶段，处理好宗教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无神论为意识形态的，这就涉及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张志刚从王局长的文章中归纳出了两个要点：一是中国的宗教关系比较复杂，特别是宗教与持守无神意识的群体的关系；二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教模式，即“政主教从”的模式。尤其在第二个要点上，张教授强调，一般国内外的学者都承认，古今中外主要存在着三种政教关系：政教合一、政主教从、政教分离。可是，若从中国历史上考察，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没有出现过“教权凌驾于政权”或“教权并行于政权”的事件和时期，皇权或中央政府一直都是支配本地和外来宗教的合法权威。下面的论述非常重要，他说：

我们在此且不细究历史上的复杂情形，仅就当代中国政教关系而论，起主导作用或占支配地位的……是作为执政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不言而喻，充分意识到这种特殊性，无疑有助于我们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好当代的政教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中国宗教关系发展与完善思路。[5]

基于对中国封建史中政教关系的论述，“中国宗教关系积极引导论”水到渠成般地确立了。张志刚“积极引导论”的实质在于：不是宗教管理宗教，也不是宗教引导宗教，而是政府管理宗教、引导宗教。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三重功用

如果以上的分析，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色彩还不清楚，以下基督教“中国化”的三重功用便可以作为补充说明。

1.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发扬中国智慧

中国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做出的贡献，即是“文明对话”。张志刚建议宗教界人士和基督教信教群众要继承老一代神学家的精神，吸收中国文化、创立特色神学。他举出了两个工作目标或典型议题：一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超越”的心性论，可以补充西方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上帝论；二是强调古代儒学的“性善论”及其延伸出来的政治上的“德治”传统，可以补充西方欧美基督教国家的“原罪论”神学及其“法治”传统。[6]

2.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基督教中国化的功用在于：“重建世界伦理，共担社会责任，以应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危机或挑战”。在这部分，张教授指出了三项紧迫任务：一是推动中国的道德伦理建设；二是应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此外，还有第四个可以发挥自身力量的领域，即参与“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7]

3.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第三个政治功用上，为强调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性，张志刚引用了罗素的话指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接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基于这一前提，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要向世界其他文明系统学习的愿景。例如：向佛教国家学习，向伊斯兰教国家学习，最后也向以基督教文明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国家学习。在这方面，如同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能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铺路搭桥”。总之，在中华民族致力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完全可以为中国“拓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8]

五、简短评述

以上对于张志刚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推进上的必要性以及发展方向等，总体上已经梳理清楚。他的中国化不同于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使用的本地化、本色化等词语，而是带有极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着重的是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我们尝试对他的立场作出以下三点评述。

1.传统文化的性质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泛泛之言，我们在许多文化史和哲学史的作品中都能读到。在学术研究上，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议题的成立与否，需要落实到具体处方为合理。作为宗教学者的张志刚在“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论述中，多次对中国文化性质做了“相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渲染。对传统文化进行美化而没有学理上的求证，似乎已经犯了“儒家宪政派”代表秋风的“诉诸传统”的错误，转引翟振明教授对秋风的评语：“诉诸的‘儒家传统’到底有什么内容，也似乎是由他随意取舍的。”[9]

其实我们从其他研究者的作品中，会获得一种与张教授完全相反的立场。比如：汉朝官员兼儒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并对其他各家学说的查禁，东晋孙绰的《喻道论》与北宋张载的《正蒙篇》对佛教的批判，明末官员、儒生及佛教僧人的《皇明圣朝破邪集》对基督教的批判；再如：今人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罗时宪的《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佛教》、方立天的《佛教神不灭论与唯物主义神灭论的斗争》、杨胜南的《理学家与佛教之关系及其排佛原因》等等，展现的都是历史过程中政治、儒学与佛教之间的激烈冲突。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显示出两宋儒学与政治间的“明争暗斗”绝不是“和而不同”能够掩盖的，若是查看韦政通的《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总是在一种消极的应对与相互斗争中徐徐演进的。

2.“积极引导”基督教中国化

在张教授的中国化论述中，例如在《“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中，大量充斥着敌我的划分和斗争的言论，他将当今的中国基督教视为与境外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企图“基督教化中国”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工具”。在这种充满情绪化的裁判中，虽然不断标明自己正按着学术原则客观地进行推论，但是仍旧无法逃脱自设的圈套。一方面，主张境外敌对势力经常利用基督教在国内搞阴谋活动、瓦解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另一方面，同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又引用罗素的言论承认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接下来更倡议，西方基督教国家属于世界文明体系之一，基督教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中像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与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帝国主义展开多领域的合作。正是这种同时坚持两种立场的显性矛盾，必然会给基督教执行“中国化”的任务，造成认识上的迷茫与实践上的畏缩。

3.“中国化”或“中华民族文化”

在前期分析中，张教授认为基督教从“礼仪之争”、“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始终没有像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实现“中国化”、没有融入到中国文化和少数民族中，经常被业内的学者视为带有“唯我独尊的排他倾向”。[10]同样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他又若有所悟地推论出了基督徒原来也是“人民群众或国家公民”；下面的话更为有趣：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经多个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磨合、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已成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桥梁”。[11]这种前后意义上的矛盾，根本是讲不通的。

我们若是参考王晓朝的“基督教中国化”论述，则没有犯下这种错误。王教授认为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截至目前已经中国化了，他把这个论点建立在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态度上。一般而言，越是信徒数字增长迅速的宗教，越是普遍受到国人欢迎的宗教、越是中国化程度高的宗教。这种判断当然是根据三十多年来的基督教“宗教热”做出的。[12]张志刚教授的错误思想似乎出在：当针对国内基督教人数的急剧增加和宗教生态“失衡”时，那是西方威胁、基督教渗透的表现、是基督教没有“中国化”的结果；当针对国际上宗教和文化交流不得不使用基督教“铺路搭桥”时，又反过来说，基督徒是“人民群众或国家公民”、基督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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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莫言，一位留学海外的大陆神父。

参考作品：

1.张志刚、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载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2.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载同上。

3.张志刚：《当代中国宗教关系研究刍议》，载同上。

4.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学术立意及内容》，载《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6版，201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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