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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8日，《亚洲时报》专栏作者暨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研究员弗朗切斯科·郗仕在梵蒂冈围绕中国话题采访了教皇方济各。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教宗方济各从他小时候对中国的印象谈起，提到利玛窦等耶稣会会士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使他对中国深厚文化向往已久，尊重有加。接下来，他也鼓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走过的路而怨恨和自我否定”，而“要和自己的历史和好，将它视作自己的道路”，因为“一个民族对自己表现出慈悲是健康的！”他还称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敦促世界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最后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表达了新春的祝福。】
在罗马天主教会（RCC）的战略行动框架内，教皇方济各的目标之一是重建梵蒂冈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天主教教徒的情况将得以管理，也意味着天主教可能增加它在中国的影响，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其文化影响深远。教皇方济各是一位具有战略智慧的人，不仅在宗教事务上如此，在政治事务上也很有远见。方济各力求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正因如此，中国成了他的首要目标，因为这不仅与其传教目的相符，而且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还将巩固教皇的全球领导地位。最近《亚洲时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研究员弗朗切斯科·郗仕（Francesco Sisci）对教皇方济各的采访。在采访中方济各表示：“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是伟大的参照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还有伟大的文化，无穷的智慧。”随后他补充道：“天主教会的任务之一即是尊重所有文明，而它现在比以往更加有责任尊重中华文明。”
自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不仅罗马天主教会的内部在加速变化，它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而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教皇方济各本人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一位参考人物。方济各与颇有影响的大国元首的谈话级别体现了这一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世界对其言论予以重视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明显的宗教内容，教皇的讲话还含有谈论政治经济问题的段落，引发了很多论坛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
除了这些贡献，教皇方济各给自己设定了调解与推动世界和平的任务，这意味着需要对立者或疏远者们重新接触。出于此原因，他决定对叙利亚等地的冲突进行干预，设法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修好，并帮助美国和古巴重建关系。也是出于此原因，他为世界的移民、被排斥者、贫困人口的利益不断宣讲。对于方济各来说，其宗教使命并不是独立的，也并非与其政治行动毫不相干，因此他决定在国际舞台上推动世界和平。
在与郗仕的访谈中，教皇方济各谈到了世界和平，并肯定地说：“西方世界、东方世界以及中国都能够维持和平，也必须有实力做到这一点。”对于教皇来说，“真正的和平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达成一个正式的承诺来“像雅尔塔一样瓜分蛋糕”，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各持己见，但我们必须一路同行。”
而除此之外，方济各还是耶稣会教徒，也就是说，他是在耶稣会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耶稣会是一个宗教教会，其特点是对教会成员的智力培养及其传教使命。天主教会把在中国的传教特别委托给了耶稣会，而方济各将其当作一己之任。但方济各并不是第一个在当代开拓与中国交好的人，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都已经有过尝试与中国联系的具体行为。
195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执政两年以后，中国和梵蒂冈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将所有外国神职人员驱逐出境，认为他们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出于相同原因，中国政府也不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因为该组织响应来自国外梵蒂冈的指令。而中国建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从那时起，中国存在两个平行机构：有主教自主任命权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从属于罗马的天主教会，后者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下机构，却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方济各于2014年8月当选教皇，他在乘坐去往韩国的飞机飞越中国领空时，表达了对中国及其人民的良好祝愿。教皇的这一举动也可被理解为对中国授权飞越领空的回应，之前中国没有允许约翰·保罗二世飞越其领空。
教皇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恢复直接对话。他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立场，有时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存在着文化殖民的危险，即存在隐形的议程”。紧接着，教皇表示，“有必要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并赞赏到，“中国过去璀璨的文化成就了中国的现在，而中国的财富就是通过其现在看向未来。”梵蒂冈教皇方济各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
[作者：华盛顿·乌朗格 （Washington Uranga）；译者：李佳蒙，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硕士和剑桥大学拉美研究硕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