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讯君按
2016年阿根廷著名文化杂志《当代》就教皇方济各可能在中梵建交中的角色组织圆桌会，讨论内容刊发于该刊2016年第16期。为方便中国读者全面分享这次讨论，CECLA获得《当代》授权，并由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系列讨论中文稿将陆续同步刊登于中拉智讯和常州大学拉美中心公众号。
我们的上一期杂志反响热烈，主要是因为我们关注到了长久以来在阿根廷媒体上被忽视的一个话题，即中国和天主教世界间的政治及宗教关系问题。尽管方济各教皇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而对这一话题人们却知之甚少。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一主题，《当代》杂志联合中国文化之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一个圆桌会议，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出席：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调查咨询委员会劳工调查研究中心（CEIL/CONICET）首席研究员、宗教社会学家福尔图纳托·马利马奇（Fortunato Mallimaci），该研究员发表过多部涉及宗教、社会和国家政治的文章和专著，并曾在上海大学就相关话题与知名学者们进行过探讨；萨尔瓦多大学现代中国项目负责人、东方研究院（由与方济各一样同属耶稣会的神父伊斯梅尔·基莱斯创立，2017年为成立50周年，是沟通阿根廷与东方的重要机构）负责人马豪恩（Jorge Malena）；前阿根廷驻梵蒂冈大使、阿根廷与中国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的阿根廷政府要员爱德华多·巴尔德斯（Eduardo Valdés），他同时也与教皇保持着密切的私交。
爱德华多·巴尔德斯认为历史上的首位阿根廷籍教皇方济各很可能“在2016年或是18年”访问中国，以此拉近中国和梵蒂冈的距离。马豪恩为中梵建立外交关系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可行方案。而马利马奇则重点回顾了历史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三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状况，并指出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马利马奇认为，宗教问题是现今中国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不仅中国西部居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南部也有藏传佛教，另外国内还有众多的基督教徒，而官方自1949年建国以来则一直秉承无神论的理念。“如果我们和梵蒂冈建交的话，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会是什么样呢？” 马利马奇回忆起自己在上海与专家学者讨论相关话题时他们对他提出的这一问题，他还回忆说中国的学者们还对拉丁美洲基督教的情况充满兴趣。
至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官方承认的宗教组织），马利马奇指出在俄罗斯、古巴、匈牙利都曾经有过或依然有着类似的模式，而梵蒂冈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回顾历代教皇在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情况时，马利马奇认为上一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治下的教廷“处于重大危机之中”，因此本笃十六世致力于回归并巩固传统，“他压根没有想过在中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他的退位对于教廷而言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他的继任者是一位“完全不同的”教皇，新教皇处理危机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新教皇是一位耶稣会士，发言人则是主业会成员，而教廷还面临着贪腐和娈童等种种丑闻的威胁。不过新教皇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看待危机：那是属于穷人的视野，属于南方国家的视野”，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巴尔德斯的支持。马利马奇认为，方济各教皇的政策概括而言就是一种“充满怜悯心的地缘政治”的政策。
马利马奇还提到教皇豪尔赫·贝尔格里奥在访问韩国时曾坦承了他想要访问中国的愿望，而他对北京的许多战略方针也表示认同，例如“尊重多极化的现实”，而拒绝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马利马奇进一步指出，方济各教皇认为是金钱及其追逐者引发了战争和恐怖主义，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则是最为反动的“敌人”。这些都是促使教皇靠近中国的原因。
马豪恩则回忆了罗马-北京交恶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出于禁止外国势力插手中国事务的目的，政府责令国民不得忠于除中国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而梵蒂冈自然也在此之列。最初，罗马教皇的使节选择留在北京，但在涉及宗教的种种禁令颁布之后不久，教廷人员就迁移到了台北。自此之后，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受到政府承认的宗教组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听命于教廷的地下教会，但它却没有任命中国主教的权力。
马豪恩得到的数据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目前有79名主教、2200名神父、5200名修女和800名神学院学生。至于地下教会则据说拥有五百万信徒。
巧合的是，2013年3月，方济各教皇和习近平主席几乎是同时在各自国家就职的。双方有契机先进行初步的接触，就像1971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活动一样，那次交往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了台湾的位置，之后，世界大部分国家也都与中国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梵蒂冈目前仍是台湾的22个“友邦”之一，但它却已开始逐步向中国大陆靠近，力图“逐渐建立双边互信关系”。在2010年，已经有一位地下教会的主教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中任职，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也出席了纪念利玛窦（为西方敲开了中国大门的耶稣会士，死后葬于北京）逝世400周年的活动，这些都被视为双方关系缓和的例证。不过马豪恩也指出，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在谈到可供中梵双方借鉴的模式时，马豪恩提及了阿根廷政府与罗马教廷在1966年签订的协约，协约规定阿根廷的主教及大主教由罗马教廷任命，但必须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认可，且受任命者须为阿根廷公民。马豪恩同时提出解决中梵分歧的另一种可行方案是香港和澳门在受到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百年后回归中国的模式，即：“一个国家，两个教会”，马豪恩对这一方案也表现出了足够的信心。
他在之后的发言中还指出，梵蒂冈在全世界拥有近十三亿信徒，和中国人口总数相仿，而双方所面临的挑战也极为相似：腐败、宗教极端分子、气候变化、国家间的冲突等。“关系的缓和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好处的”，他总结道。
巴尔德斯也谈到了许多解决中梵问题的途径，而他本人在罗马的任期刚好是方济各教皇即位后的最初三年。“他和特朗普不一样，他是一个喜欢铺路搭桥的人，而特朗普更喜欢建高墙。”“我认为方济各一定会去中国访问的。他在我们这个布满高墙的世界上搭建了许多桥梁，通向中国的是最后一座尚未完工的大桥”，巴尔德斯这样说道。他提到了方济各为捍卫难民在亚美尼亚、俄罗斯和其他众多欧洲国家所做的表态，提到了教皇在非洲的作为，提到了他在美国和古巴关系缓和、哥伦比亚结束内战以及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间的谈话等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梵蒂冈向中国靠近也将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范例，毕竟朝鲜和韩国的矛盾冲突同样是当今世界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巴尔德斯补充说道。
巴尔德斯是见证过2004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确定建立和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根廷政府要员。他在对方济各教皇的上述事迹进行回忆的基础上总结道，在和平受到新自由主义和受金钱驱动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当下，怀有“穷人和南方国家视野”的教皇必将努力寻求与北京改善双边关系。
[译者：侯健，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本文原刊于2016年阿根廷著名文化杂志《当代》2016年第1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