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讯君按
2016年阿根廷著名文化杂志《当代》就教皇方济各可能在中梵建交中的角色组织圆桌会，讨论内容刊发于该刊2016年第16期。为方便中国读者全面分享这次讨论，CECLA获得《当代》授权，并由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系列讨论中文稿将陆续同步刊登于中拉智讯和常州大学拉美中心公众号。
耶稣会在16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并在这里扎根。动机源自他们想用当地语言和中国政府进行沟通交往的强烈意愿，在此之前，其他教会的传教士始终没能实现这一目标。耶稣会的成功得益于其在澳门预先进行的语言培训，而澳门在这一过程中通常都被视作进入中国的跳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口头上的交流逐渐演变为传教士和当代文人雅士之间矫揉造作的对话。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有耶稣会教徒试图从广东省（耶稣会在广东省肇庆和韶州有两个会友之家）接近中国的帝都北京，他们最终于1601年来到了北京。
与此同时，来自传教士方面的交流意愿也反映了他们想要理解中国独有特点的愿望。罗明坚和利玛窦是明朝时期的首批传教士，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他们与欧洲的书信来往中，并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信息。中国的官员一旦步入仕途便可一生无忧，但是为了获得一官半职他们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为了应试需要熟读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利玛窦跟随罗明坚的脚步将这些儒学经典译成拉丁文。翻译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探寻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共同的主题的过程，比如友谊，这一主题在希腊-拉丁传统中被广泛提及，同时也在《论语》和学堂里被推崇。当时在南昌集中了大批宣讲孔孟之道的学堂。出于以上原因，传教士们在与中国的权力阶层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发展了与文人之间的交往，他们为此感到十分欣喜。当他们在中国需要庇护并且为了长期呆在中国需要中国官员提供担保的时候，这种交情便体现出了它的价值。和他们在美洲的情况不同的是，东亚的传教士在这一地区没有可依靠的殖民政权。
所有这些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提供了稳固的根基和广泛分布的传播渠道，当然传教的方式也包括发放手册、修建教堂和牧师布道。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数量有所增长以后，传播范围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偏远地区。沿用至今的将基督教上帝叫做“天主”的译法是耶稣徒们在编写教义和手册时迈出的第一步。尽管历经反对和修改，他们在中国创建的一整套基督教术语也得以沿用到现在。
【作者：安娜·卡洛琳娜·奥斯内，历史学家，阿根廷圣·马丁国立大学斯拉夫研究和中国研究中心；译者：张琼，常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