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蒂冈新文件首先是为了让中国大陆的神职人员们充分掌握和理解。只有在认识到了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现在的历程，才能完全领会到文件所说的，还有没有说的以及所指出的根本观点
刚刚发表的关于在共产党中国的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牧灵指导》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在中国天主教团体的长期生活中才能体会和评估。圣座文件的第一个影响，便是其展示出抓住了许多中国天主教团体的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疑问，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那些要做出艰难抉择的人”。也是为此，无法将梵蒂冈的新文件划归——和归类——成报道中国天主教会事务中经常强加的善恶二元论的平庸陈词滥调。
文件所传达的“信息”首先是为了让中国大陆的神职人员们——包括了“官方的”和迄今为止尚未接受中国宗教政策的“地下的”（神职人员们）——充分掌握和理解。只有在认识到了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现在的历程，才能完全领会到文件所说的，还有没有说的以及所指出的根本观点。
“独立原则”和教会的共融
梵蒂冈文件并不是宣布教会命令、也没有包括具有约束力的教会法说明。然而，它以牧灵的方式直捣问题核心，颠覆了过去七十年里中国天主教与民事当局关系中所经历的绝大部分煎熬。这是所谓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神经中枢。中国当局还让地方天主教会团体的牧人们也签字，如果他们要在尊重现行法律秩序内开展教会活动的话，就要签字。
二〇〇七年《教宗本笃十六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中，按照当时中国政府实施的中国教会独立原则的意图，被定义为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于是，让中国天主教会实施这一原则在中国主教的自选方面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包括以后几年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程序导致了新的、令人痛心的非法祝圣、未经教宗同意的祝圣。
梵蒂冈的新《牧灵指导》并没有说在民事登记申请中提到的独立原则现在“没问题”了。梵蒂冈文件中没有包括让这些原则在教义上“获得许可”。重申在这一点上继续是不正常的、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至少在三个不同的段落中提到了北京政府和圣座正在进行的谈判，也是为了寻求主教和司铎们的公教良心更能接受的民事登记模式。同时，梵蒂冈文件指出，目前，当中国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签署包括接受独立原则的民事登记申请时不能被怀疑成裂教或者背叛天主教教义。
梵蒂冈文件是奠定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核实的。没有任何武断的地方，不能被视为屈服战术的结果。《指导》中特别强调了，正是（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中梵之间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客观上改变了目前有争议的神职人员民事登记问题的情况。
临时协议签署前，北京政府方面旨在将教宗和圣座排除在中国天主教主教选举之外的压力还可以被视为一个明显企图的关键证据，旨在创造一个与伯多禄继承人圣统制共融分裂的“中国国家教会”，将其简化成地方政治体制中一个纯粹的“天主教部分”。而去年九月的协议后，北京政府也承认了罗马主教作为普世牧人的特殊作用，教宗对中国主教任命有最后的决定权。为此，协议后，政治机构强加给中国主教和司铎们的签署独立原则，尽管仍然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但无论如何不能被预示为属于一个与天主教会分开的“中国国家教会”。《指导》中解释到，此类“独立”可以被诠释为政治领域的，类似于世界其它地区的教会所发生的。
目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的情况仍然受到限制和异常现象的影响。独立的口号仍然可以被用作权力机构控制和统治许多教会活动的工具。但神职人员们在名义上接受此类原则——梵蒂冈文件中提示的——本身并未构成质疑或者抗议他们信仰公教性的借口。简而言之，中国背景本身的限制（类似于其它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情况），并没有伤害天主教会本身的圣事性和宗徒性的性质。
向前进的耐心
圣座发表的新《牧灵指导》文件适用于目前情况下的教会辨别标准，这是在中国教会过去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中已经成熟起来并遵循的标准。只要看一看历史上多位未经教宗批准祝圣的主教们的经历，他们后来申请并获得了“合法化”，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时代起就被纳入完全共融了。这些主教们，在他们被圣座合法化后，也并没有被要求放弃他们在“爱国”机构中所担任的官方要职，而这些“爱国”机构负责在教会生活中落实“独立原则”。他们的经历证明了，在过去几十年里，前几任教宗在任期间，主教和司铎们正式、公开地遵守“独立原则”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共融关系破裂或者中止了。
包括在上面提到的二OO七年的拉青格教宗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在重申了独立原则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后，谈到中国当局承认司铎问题时写到，“圣座在重申了原则后，让个别主教来决定，因为主教在听取了其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衡量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
新《指导》中也表达了对中国天主教徒们的信仰意识抱有的相同的信心。近几十年来，正是他们的信仰意识保护了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仰，远远超过了来自梵蒂冈的指示。由此，中国的神父和主教们摆脱了要在每一步中“展示”出他们信仰的公教性和教义的正统性的幽灵。新文件中，圣座并没有承担起“战略中心”的角色，忙于对中国天主教徒们发号施令。相反，文件愿意与在中国的教会一起向前，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共同面对与地方政府机构关系中的制约和困难。还在处理与现在还不想“登记”、签字表明自己遵守“独立”原则的主教和司铎们的关系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牧灵关怀。
梵蒂冈的《指导》没有评判、没有强迫任何人。圣座文件中指出，“圣座理解并尊重那些在良心上决定不能在现有条件下登记的人的选择。圣座与他们同在；求上主帮助他们保持与手足兄弟们在信仰内的共融，包括在他们每个人将要面临的考验前也要这样做”。这样，包括所谓地下教会的教友们，他们的理由和感情得到了理解，他们就这样受到尊重、被拥抱，完全不同于相互对立的政治漫画，把他们说成要么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唯一“真正信徒”；要么相反，把他们视为抵制“新进步”的令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同时，也要求中国官方不要采用威胁手段强迫任何人登记。
《指导》中，圣座还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放在了蒙召辨别天主意愿的天主子民之首，强调“在中国天主教会所经历的这段既充满了许多希望但也持续不断地出现很多困难的历程中，所有人——圣座、主教、司铎、修会会士、修女和平信徒——蒙召耐心地、谦逊地辨别天主的圣意”。还要求中国的平信徒不要在不了解牧人们内心感受、不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为了“教会的益处”做出了艰难选择的情况下对他们横加指责和抱怨。整部文件似乎贯穿着一个暗含的建议，那就是要以适当的耐心善待他人，即使是在观点和立场不同时，认识到可能需要时间，在充斥中国教会当前和未来的持续性制约中，让上主的慈悲工程治愈创伤、弥合裂痕、让心中的修和不断增长，就像“在世界的迫害和天主的安慰”的历史中前进的子民那样（安提约基雅的圣伊纳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