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与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正委会），响应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定立每年五月廿四日作“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联同五个堂区合办一系列的祈祷会，以促进本地教友关心中国教会。
自二零零八年起，正委会每年都会在这日子的前夕和当天举办活动，而今年乃首次与圣神研究中心合办，以“困苦与喜乐”为主题，于五月二十至廿二日，及廿四日举行，由不同讲者讲解，使教友更了解现况，热切为中国教会祈祷。
由汤汉枢机主持的祈祷会，以“殉道者之播种”为重点，于廿一日在圣母无玷之心堂举行。会前，圣神研究中心研究员庞乐培（Bruno Lepeu）神父分享中华殉道圣人及为信仰牺牲自由甚至生命的神职人员，如何为现在的中国教会带来收获和种子。
这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表示，一百廿一位中华圣人，在不同时期的教难中出现，有人认为他们的出现与中国人不接受外来宗教或与西方侵略中国有关，但他认为，最根本是“政治问题”。
他解释，从秦始皇开始，政权看待宗教是“政府主导，宗教从属”，在政府决定的范围下，可享有一些自由，但不能超越它。以礼仪之争为例，康熙非常开放，“但也是由他作主，他批准的就是正，不批准的就是邪”；而教宗也是要作主的，所以双方产生了矛盾，导致当时的清朝觉得天主教不能在中国发展、传教士被驱逐，及教友被迫害，“是最重要的教难开始”。
接着，庞神父介绍中共统治后至现代，一些为信仰牺牲的修道人，包括上海教区龚品梅枢机、广州总教区邓以明总主教、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永年教区韩鼎祥主教、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等等。他说，虽然他们不是殉道圣人，因为教会还未厘清个案，亦担心得罪中国政府，但他们为教会播下了种子。
他又说，有些教会人士跟政府合作，可是在文革时也遇到残忍的对待。改革开放后，有些神职人员愿意继续合作，但也有仍然不公开的，最具代表性的是范主教。他于一九九五年在狱中去世，遗体领回时，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瘀痕、伤痕。后来下葬，坟墓却被当局拆去，“死了也不能存在”。这是另一种迫害。
庞神父指出，中国教会不论是地上或地下都受迫害，如西安修女因房产问题跟政府发生冲突，甚至被怀疑当局派来的黑社会打至重伤。虽然他们是政府认可的教会团体，但也受不同程度的压力。所以很多时不是只分地上地下，实际情况是复杂很多，要按照每个地区和当时的背景、情况去看。“其实不是谁对谁错，绝大部分人都想为教会服务，各自找方法生存，但有时候会使其他人反感也说不定。”
他说，政府给予教会独立，但事实上是要教会听从他们，所以自选自圣主教就是跟从政府的安排，“好像教廷不承认的马英林主教，政府偏偏要选他做主教团团长”。不过庞神父指出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教友也不能完全判断他，因大家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此外，当局常说“民主办教”也是政府作主，要选其意属人选，“是我们都熟悉的假普选”。
他又指责政府用一些难看的手段，如把不愿意参礼的主教关在旅馆，要他们违反良心祝圣非法主教。至于，在普世教会所没有的“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则是政府在教会里的最高制度，以这方法控制主教，若主教不想参加，政府会用令人恐惧的手段使整个教区都会有压力。
至于最近的拆十字架运动，庞神父认为是针对基督宗教的行动，并担心浙江省只是一个试验，之后可能蔓延全国。不过，他相信，殉道者为中国教会播下了种子，让教会很蓬勃。现在的关键反而是城乡化使教会没有那么活跃、圣召短缺，在公开教会的修生比法国还要少。
汤枢机主持其后的祈祷会，以真福八端中的神贫来讲道。他表示圣经学者分开四层理解神贫，而最高层次的就是物质、权力和尊严都没有，又被迫害，但人仍会举心向上，依靠天主，这样一切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他表示，改革开放后，自己进入大陆逾一百次，在一些教会人士身上学到神贫的人是有福的道理。他特别讲述邓以明总主教被囚时常常祈祷，“做到了第四层，把心交给天主”。
他又忆述二零一一年，与河北地下教会一位神父见面，政府软硬兼施迫他加入爱国会，但神父并不妥协，在狱中为了让自己坚持原则，在墙上画一个圆形，中间划上十字架，当作是“圣体”，每天看着它度日子，这也是耶稣所说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
五月二十日，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以“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天主教会受苦及复苏”为题，向葛达二圣堂的祈祷会参加者讲解中国教会近六十年来的变迁。
他从中共执政开始，到五十年代驱逐外籍教士、继而到六十年代自选自圣主教，再谈到今天的中梵关系。林瑞琪指出，虽然中梵关系这话题之前多次被炒得火热，但谈判尚未开始。
他向天亚社解释，外交关系由“高层与低层”、“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组合而成，目前只有低层非正式的接触。真正的外交谈判应是高层的正式关系。但到目前为止，低层的正式会面与高层的非正式接触，自四九年以来仍未发生过。
他又表示中梵关系是重要的问题，但并非迫切，现在是中方表态的时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