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不承认的马存国主教（圣名保禄）采访记。他领导的教区没有“爱国会的”和“地下的”。爱国会是“自己消失的，现在，中国与圣座对话是最合时宜的”
Gianni Valente
在法国著名传教士和中国问题专家沙百里神父负责编辑出版的《二O一四年中国天主教指南》上，马存国是山西省朔州教区主教。政府并没有正式承认他的主教身份。尽管他在主教座堂像主教一样主持弥撒圣祭，佩戴所有主教标志。在他的教区，不存在“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分裂。而爱国会——政府强加给教会，领导教会“内部”生活的机构——自己消失了，再没有“复活”。仅此而已，就应该让人认识到中国天主教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应该让那些根本不考虑中国教会实际状况但却执着于老生常谈的人们三思！
马主教，您出生在一九七一年，也是文革动乱最为严峻的时刻。你对那时的基督徒生活有哪些印象？
我的家庭是一个老教友家庭。特别是我父母，非常虔诚、从他们的为人处世中可以看出。我记得，那时不去圣堂、不能望弥撒。我记忆中最初望弥撒都是在家里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神父到家里来、住在我家周围的教友也来参与。
这样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九七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被劳改的神父平反了、圣堂重新开放了。不用再在深夜秘密地举行弥撒了。
您还记得神职人员是怎样重振教会生活的？
我记得许多高尚的人，他们的坚定忠贞、炉火纯青的信仰十分感人。为了不背叛信仰，他们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他们承受了许多磨难；和所谓的坏分子、人民公敌、被清除的前政治活跃分子等一起坐牢。但他们从不抱怨过去、不怨恨任何人、他们也不是反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历了这一切后，他们的信德更加炉火纯青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的只有伟大的使徒激情。那时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特别记得一位神父，用他的灵修指导带领我发现了司铎圣召，后来也是修道院的院长。
从那时起，局势发生改变了吗？
现在，我们可以接近所有人、面对面地见证福音。这样，我们还可以邀请遇到的人来望弥撒。但我们还是比较腼腆的，还要努力让我们的使徒工作也能体现在社会和公共活动中。
您是怎样准备铎职的？
我在太原修道院读书，然后在朔州团体内开始了履行司铎职责。
修道院和团体都是“官方的”或者是“地下的”？
我们那个地方几乎从没有过“地下”和“官方”之分。从一九七九年重新开放教会起，所有人都认识到，面对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分裂上。所有人都利用机会，在残酷文革时代结束后，努力帮助教会重新焕发生命力。
西方国家里许多人继续按照“地下教会”和“爱国教会”的模式去解读中国教会。
在山西，这些东西毫无意义。只有某些人自称是“地下的”，但这只是个人的见解和看法。我们继续向前，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宗徒继承人、与教宗共融。我们丝毫不缺在天主教会内善度信仰生活、见证耶稣基督所需要的一切。
现在哪些方面是积极的、什么又对教会使徒活动和传教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呢？
我们地区好的恰恰就是我们没有分裂，有某种精神意义上的和谐与沟通交流。这是我们获得的降福。同时，我们有时也有些“迟缓”；我们有些墨守成规、闭关自守、太过沉溺于我们的习惯了。看不到当年文革后，教会重新开放时激励着神父们的使徒热情。这体现了我们的软弱，信德削弱了，我们自问，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推卸责任时常常指的外部因素。
您很年轻，已经担任主教十多年了。您还记得朔州的前任主教吗？
他是一位十分开放的人，与所有人合作、对话。从不做毫无意义的争论，总是竭尽全力解决问题。我是二OO四年二月晋牧的，当时我只有三十三岁。政府从没有正式承认过我是主教。他们说：你是梵蒂冈的主教，我们不承认你。但后来，事实是，我可以工作，他们也默许了。他们不给我设置障碍，让我工作。也是因为，我也不引起注意或者制造毫无疑义的争端。
所以，就理论而言，您也在“地下”主教之列。您在哪里主持弥撒？您用主教的牧徽标记吗？
通常，我在主教座堂圣玛利亚天主之母堂主持弥撒。主日或者大瞻礼时，或者修女发愿时，我会带上主教权杖和主教礼冠。正常履行主教牧职。
您与爱国会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这儿没有爱国会。以前有过，但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呢？
负责人已经因为年迈去世了，有的人换了工作。机构自己就解散了，也没有人感到有将其重建的必要。
怎样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有什么事时，就到宗教局去。如果他们要通知我们什么事，就来找我们。不需要爱国会，爱国会也不存在。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也就不需要常见面。……一旦有大瞻礼时，总有数以千计的教友参与弥撒。他们就来帮忙维持一下秩序什么的，保障安全……。总之，他们给我们帮忙。
政府资助教会的活动吗？
政府没有给教会资源。我们是靠教友的奉献维持的，我们这里很多人是农民，有时不那么容易。
有年轻人加入修道院吗？
圣召正在减少，现在，我们面临着现代化以及消费主义等社会现象。
许多人认为，这使中国年轻司铎比以前的要脆弱了。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比。但我知道，以前神职人员在教友面前总是有很大的威望，他们确实德才兼备，很有影响力。现在当然也不缺乏德才兼备者，可是与那时比影响力就差一点。 社会不断迅速变化，我们应该找到在新形势下推动传教事业的道路。
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友的信承认地下的处境对教会生活与活动而言是不正常的。您认同这一点吗？
当然了，毫无疑问。不向任何人隐瞒任何事、得到政府和民事机构的承认，基督信仰才能通过教会更加容易地、与时俱进地成长。这还有助于战胜许多实际困难。
您们听从教宗方济各的教导吗？教宗的讲道在中国有哪些反响？
当然啦。教宗的教导有着巨大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力，因为所有人都立即懂得了他所说的。他那通俗易懂的福音教导，可以立即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在讲道中引用教宗的话和形象，安慰和鼓励我们的基督徒。
教宗常常重复说一味沉溺于内部事务的自我封闭对教会不好，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吗？以什么形式体现呢？
绝对有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封闭于自我。教会帮助我们走出自我，认识到教会生活的活泉源是天主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把天主之爱带给所有生活在我们社会中的人，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有多么伟大。为此，只顾我们自己的问题是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只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事，某些地区甚至还会争吵。“官方”和“地下”相互指责时，我们在这些争端中消耗了精力，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世界。这样，我们就会几乎忘了他人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似乎有恢复对话的可能。您和您的教区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当然，我们积极看待中国与圣座对话，寄予厚望，从而解决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恰恰是为了推动教会传教以及教会的健康发展。教宗已经开始做出巨大努力了。这恰恰是目前需要的。此外，与政府对话还有助推动教会合一。随着时间推移，这将使我们处理与政府关系时有更多的安全感。使某些人从外部利用我们分裂的可能性降低。
政府与圣座对话也可能会涉及主教选举问题。就此而言，应该遵循哪些标准呢？
应该发展与政府的和谐关系，但总之，应该明确的是主教任命必须符合天主教会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需要保障每一位主教与罗马主教、与全世界全体天主教主教有形可见的完全共融。
政府可以参与选举过程吗？
充分考虑方方面面是好的，考虑到当局以及教区的需要。应予以捍卫的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未经伯多禄继承人同意任命主教。但我认为，候选人名单可以是教会与政府都认可的，然后由伯多禄继承人任命。
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和其它“爱国”组织呢？他们要铲除或者可以继续存在？
我们这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爱国会以前有过。即便是那时，他们的存在也没有让我们对教宗的忠贞、与教宗的共融陷入危机。后来他们自己就消失了，我们仍然继续向前。这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处理教会与政府关系必不可少的机构。也可以预见他们继续存在，如果运作的话，也不能试图凌驾于主教之上、不能强行领导教会团体。
您认为怎样解决政府不承认的主教以及那些非法祝圣主教的问题？
这是要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现成的解决办法。圣座会找到适当途径，让政府理解如果继续有未经教宗批准或者没有得到教宗降福的主教祝圣，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对话就是为这服务的，对话中还可以讨论非法主教的问题。如果他们明知宗座不会批准还接受祝圣，那他们错了。如果他们表现出悔改了，圣座会找到正确解决办法的。
教宗指定了仁慈圣年，您会来罗马朝圣吗？
很难的。当然，就朝圣而言，更有用的应该是借此机会在内心皈依。这里，我们有许多创伤有待治愈，教会内也一样。通常，我们没有按照仁慈行事，就连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做到。圣年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仁慈是福音的核心。如果能够更新基督对我们的爱的经验，也就能够更新教会，包括中国教会。这也是教宗方济各经常教导我们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