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卅一日，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这个名字引起了全球瞩目，尽管媒体对他评价颇高，提及他曾任教廷副外长，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并出任教廷与中国、以色列与越南的首席谈判员。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至少中国教会对这个名字是完全陌生的。
帕罗林总主教将于十月十五日正式接任教廷国务卿之职，在教廷成为仅次于教宗的二号人物。帕罗林总主教的上任将会给中梵关系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担任教廷驻委内瑞拉大使之前，帕罗林曾任教廷副外长达七年之久，其间他致力于改善中梵关系，媒体报道“据说这些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是他被调派出使委内瑞拉后，谈判很快就陷于停顿”。
而目前中国教会也已经因着帕罗林总主教即将担任国务卿而对中梵关系的改善执乐观态度并拭目以待了，但我以为，中梵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人为地处于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胶着状态，想要真正建交，那还得借用屈原先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
远的咱们先不说，光从二零零零年开始，中梵关系就曾经出现过数次曙光，似乎建交就是万事俱备祇欠东风，但我们当注意到，每到关键时刻，都是无一例外的出现意外情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时地来一次“自选自圣”主教，然后教廷抗议，当然，谈判又重新回到起点了！
我曾多次把爱国会比喻为类似抗战时期的“维持会”性质的组织，它何来这么大的胆子，在关键时刻搞自选自圣破坏中梵建交？我们用脚后跟想一下就会明白，这完全是在政府授意之下的阴谋。
中国政府目前并不急于和教廷建交，但教廷伸出了橄榄枝，中国政府对外形象与风度还是要的，不方便直接拒绝，于是让爱国会出面搞个闹剧，这样一来，教廷不得不谴责一番，于是中国政府便以“干涉我国内政”为由，把破坏和谈的责任之球踢给了教廷，厚着脸皮全身而退，躲在一旁暗自窃笑！
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并不急于和教廷建交？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反过来问：和教廷建交对中国有何好处？和教廷建交对中国政府而言，完全在于政治上的意义，因为教廷既无军事也无经济利益可图。
如果说一、二十年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都不尽人意，与教廷建交有利于提升其形象的话，那么这十几年来，中国日益强大崛起的国际地位使得它并不需要借助与教廷建交这块踏脚石了。
庞大的中国市场与迅速发展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充满了无人可拒绝的魅力，须知，世界一流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就在百分之一左右，而中国二零一二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七，七倍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记得二十来年之前，美国要胁中国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就是每年的“经济最惠国待遇”，当时的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也有软肋在人家手里，可这些年，有谁还听过美国敢拿类似的玩艺儿吓唬中国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谁想和中国交恶，就得首先作好自己少吃肉的准备，中国现在国际上有的是朋友！
在政治家眼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你别指望谁真的会高尚到牺牲自己利益去捍卫别国的人权什么的。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要打叙利亚，是因为叙国反对派指控政府八月廿一日在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导致一千三百人死亡。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果真如此关心全人类的人权吗？假设以上的那些事情发生在中国或是俄国斯，美国打不打？敢不敢打？
当然，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讨论政治问题，之所以提到这些，祇是想说明，当今的中国和梵蒂冈建交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必要性，不建交，也不用担心谁还敢在一边指手划脚的。非但如此，和梵蒂冈建交倒可能还有一点麻烦。
香港与澳门都先后回归了，台湾却尚未统一，台海关系相比中梵关系为中国政府而言孰轻孰重？冷战时期中国政府与台湾政权在外交上互相拆台，力图在外交上努力孤立对方，但现在却结束了冷战并早已达成协定，不再去破坏对方的外交关系，而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仅存的唯一盟国，和梵蒂冈建交的前提之一是梵蒂冈必须先和台湾断交，这将有损于台海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不可能去作这种以小换大的蠢事的。
至于中梵两国同时换了领袖以来，双方互相欣赏，并无不愉快之事发生，我们可以理解为，虽然中国政府现在不需要急于和梵蒂冈建交，但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也没必要去和梵蒂冈交恶，它懂得哪怕没成为朋友，但少一个敌人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得多。习李新政还有很重要的中国梦要做，中梵关系充其量也就是鸡肋，不妨先放着吧！
中梵建交，教廷图的是打开中国的福传大门，让更多的中华儿女认识基督，接受福音；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似乎无利可图，所以中梵建交不是教廷换了个能干的教宗或能干的国务卿就能解决的事。我们且慢乐观，在祈祷中把一切交给天主，反正中华归主那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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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蓝天鸽哨，中国大陆一位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