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从事青年工作超过二十年的社工，对于去年九月禁毒常务委员会公布的社区验毒谘询文件当然极度关注，其中一大疑问就是香港对青少年滥药的政策几时由二OO八年律政司黄仁龙司长在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报告的前言倡议：“要彻底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关怀文化”，转变到现在参考瑞典模式的零容忍政策。委员会未有就五年间政策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作解说，以上疑问在谘询结果公布仍未得到解答。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是整份谘询文件的立论建基于滥用药物资料中央档案室（以下简称档案室）所呈报的数据，但当中并不包括档案室由成立以来一直都有重点分析的滥药原因数据。当尝试在委员会的网页找答案，却发现相关资料整理得很好，甚至可找到二千年前的数据，对于二十一岁以下青少年滥药的原因，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石丹理博士在他二OO七年撰写有关青少年滥药的文章（注）强调青少年滥药主要是因为“受到同辈朋友影响／想和同辈朋友打成一片”及“出于好奇”；当比较相关数据不同年份的变化，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一、因“受到同辈朋友影响／想和同辈朋友打成一片”而滥药的百分比由一九九八年60.5％跌至二O一三年54.1％，跌幅约一成；二、因“出于好奇”而滥药的百分比由一九九八年38.7％跌至二O一三年28.4％，跌幅约三成，这两个原因皆出现明显滑落，相信是因为政府投放大量资源在社区教育工作，让青少年对毒品有正确认识。
但比较数据同时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资料，就是因“解闷／情绪低落／焦虑”而滥药的百分比由一九九八年27.1％上升至二O一三年54.1％，上升大约两倍，这个升幅确实惊人，但鲜有人提及，连石博士在他O七年的文章也未有提及，在档案室的英译版情绪低落是 depression，意即抑郁，即这个原因绝对与青少年精神健康有关，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在这几年一直备受关注，在前线经验里，他们透过滥药去面对情绪困扰也不时出现，在外国也有丰富的文献去研究精神病与滥药的共生关系。可是，在谘询文件这种共生关系被约化为滥药导致精神病，完全没提及情绪困扰是滥药的主因，委员会如认真对待这个数据，应参考石博士O七年的文章，当中提及政府在解决青少年滥药的问题策略上不应吓怕青少年，而是要明白青少年的需要，社区验毒绝对不是回应因情绪困扰而滥药的青少年之良方妙药。
注：D. T. L. Shek, “Tackling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in Hong Kong: where we should and should not go,”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vol.19, no.7,pp.2021-20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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