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了又称宗教蓝皮书的《中国宗教报告（2014）》中的天主教部分，内容是对二零一三年中国天主教的现状作报告和分析。蓝皮书由北京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由该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学者撰写。
相对于二零一一及一二年，由于中国和罗马天主教会当年均有新领导人出现，在相互需要摸底的情况之下，二零一三年中国教会整体上是经历了一个安静和可以喘息的一年。
二十二页的报告分为六个部分，环绕当年中国天主教会的组织、制度建设；重大建设与活动；海外交流活动；福传及神职人员队伍建设；教会发展与神学建设：以信德年为例；以及中梵关系：权力交接下的克制、谨慎与期待，作了详细的纪录。
在报告最后一部分关于中梵关系里，其中对上海教区金鲁贤助理主教的论述，笔者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作者指出金主教“曾在中梵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沟通作用，其态度及立场一贯为中梵两方所激赏”，是“众所周知”。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位受激赏的主教，为何保不住与他关系情同父子的邢文之主教，使这位辅理主教黯然以辞职收场，而需要另觅马达钦辅理主教代替？
所谓中方、当局或政府，相信在社科院工作的作者应该很清楚，这些都是笼统之词，实质上可分为中央和地方，甚至单指某个部门。北京对金主教的态度，是否激赏，天亚社的主编在二零一三年的一篇文章就已经分析过：
“首先是官方网站上的表态。金主教四月廿七日去世后，国家宗教事务局于翌日发出唁电并刊登在该局网站上。当天恰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贾拉森活佛圆寂，网站也发布了唁电。然而，负责视事宗教事务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的官方网站，五月二日转发了《新华社》对佛教副会长圆寂的报道，那天同是金主教的告别礼，但网站至今都没有金主教这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名誉主席逝世的消息。作为中共‘统战’工作最高层级的部门，这样的举动实属可圈可点。
在教区四月廿九日迅速和低调地为金主教举行殡葬弥撒后，五月二日这场面向社会的告别仪式，场面同样令人讶异。
根据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与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务委员出席了一位党员的告别式。全体常委都出席的这个场合，亡者在党内显然份量不轻，因此，俞正声未有参加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认识的金主教的告别式尚可理解。然而，根据上海《解放日报》的报道，金主教的告别仪式虽说有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但从其罗列的官员名单中，排头位的仅仅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而中央统战部正副部长甚至连国家宗教局的正副局长都没有现身，却显得耐人寻味。”
踏入七月，是马达钦主教晋牧三周年，不得不重提二零一二年的“七七事件”。如果说官方对金主教是激赏的，当时仍然健在的金主教，为何无法协助马主教脱离困境，免去马主教这三年被限制自由之苦，乃至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仍是未知之数？说到底，马主教的“错”不是刑事方面的。实情是，北京当时对上海官方的说词，并不全然相信，故此要求有份参与的其他教区的主教及相关省市的宗教官员也上京提交报告。
此外，若然真的受激赏，金主教的回忆录也毋须千里遥遥，拿到香港出版，而不在本教区的印刷厂出版发行，甚至迄今都还没见到下集发行。
至于教会方面的反应，作者指“罗马教廷并未以官方的名义发表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和吊唁声明”，仅由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以私人名义致电上海教区哀悼金主教。这似乎也值得商榷。
事实上，在四月廿九日，官方《梵蒂冈电台》第一次报道金主教死讯之时，标题是〈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病逝，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位重要人物〉，并明知他在中国教会内备受争议，仍不忘提醒“他一生都得应对宗教自由的问题”，希望以往对他有意见的教友，以死者为大的态度少作批评。
翌日，《梵蒂冈电台》报道教廷国务院的公告，标题进一步称金主教“是中国教会的杰出人物”，是中国教会近五十年来的“关键人物”，由“重要”变成“杰出”和“关键”，层次显然提升了。从这份公告中，教廷对他的激赏，已表露无遗，怎能说没有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呢？
人难免有出错之时，如果是一时失误，希望这位年轻学者不要介怀，因为即使强如美国，有着那么多资源，也误将零九年初获释、同年底已逝世的姚良主教，在二零一零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仍列他为被拘留中的神长。
可能是基于当代中国天主教问题的复杂性，官方专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一直寥寥可数，比较多是对中古或近代教会史以及小范围专题的研究。观乎国家宗教事务局今年的科研课题项目立案名单，没有一人是研究天主教问题，诺大的国家在持续培养人才方面似乎着力有限。
中国天主教没有问题吗？相信不用笔者多说。长此以往，官方又如何能对中国天主教会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难道仍然用五十年前的政策、眼光来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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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日光，香港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