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
台湾天主教嘉义教区副主教吴终源在圣经及天主教名词翻译方面做了诸多工作，他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上发言，对天主教圣经的人名翻译、天主教历史上经典的名词翻译做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名词翻译是使基督宗教更好地实现中国化的一部分，他在研究名词翻译的同时，也意识到教会要想实现中国化、要想发展，就需要培养人才，做出改变，并让教会所做的一切成为福传的管道。
吴终源在其所编写材料《天主教名词翻译上的努力与问题》中介绍，明朝万里历年间，天主教正式进入中国，其中有罗明坚、利玛窦等几位年轻的传教士，他们认识到在经济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不同的策略，因此他们一到中国就取了中国名字。尤其是利玛窦，他确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则，在名词翻译上更加用心。
中西文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拥有单音或多音节的拼音文字，中文则多为单音的表意文字，在名词翻译上早有音译和意译之争，专有名词通常意译，如“天主”“教会”“圣经”等。人名、地名则皆以音译，例如“以色列”“犹太”等。而传统上在音译时也会注意该字的意义，避免不雅或者生僻的字。
其实改译名的主要创始者应是雷鸣远神父（Vincent Lebbe），他于1901年来到中国，原来取的中文名字是“雷明远”，后有学者建议他最好改名为“雷鸣远”，改名后，雷神父果然一鸣惊人，这可算是圣人名字中国化的典范。
翻译通常都已信达雅为要求，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中国传统避讳的影响。吴终源说，天主教在翻译方面重视的不仅是读音准确，还要求有好的意义，但是名词的翻译是相当困难的，有些非基督徒在翻译神学方面的词汇时会出现诸多谬误，基督徒在翻译工作中也会出现问题。翻译过程中出现谬误其实也体现出人的有限性。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动教会革新和本土化，最先就是礼仪改革，在中文方面首先翻译的是天主教日课“每日礼赞”，当时参与工作的刘宇声神父非常重视中国本位，认为“以往所译圣名过于洋化，尤其字数太多，不合国人的习俗，因此主教团另作翻译。”在刘宇声神父的努力下，台湾主教团在1970年公布了圣人译名一览表，圣人名字都简化为两个字。
“相比‘方济各’，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方济’这个名字，比较亲切，更中国化。”重新梵二会议之后，在台湾曾大力推动基督徒合一运动，也盼望合译圣经，但是实际上很不容易。吴终源说，台湾名词翻译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修改翻译有谬误、有瑕疵的名词也是不容易的，需要掌握圣经、神学，否则会向外行翻译的那样，乱七八糟。翻译的问题虽然是小问题，可是对于文化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既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也是误解的来源，这句话在翻译学界可得到更深刻的印证。”（许雪桂、王良能《文化差异与翻译困境》）教会文献的翻译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工作，需要培育更多精通各方面知识而且心胸开旷的人才，才能有更好的结果。
吴终源说：“我觉得为了教会未来的发展，需要培育翻译领域的专门人才。培育人才，无论是基督教本土化方面，还是在教会发展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人才，谈本土化或者其他都是空的。”
吴终源引用教宗方济各致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说，要有胆量和创意，去重新考虑福传的目标、架构、风格和方法；要有充分共同的筹算，要慷慨和勇敢，不必畏首畏尾；重要的是切勿孤身上路，不要做独行侠。吴终源认为，在翻译工作上，需要各方各界人才的互融互助，才会有好的结果。
吴终源由强调，教会应当悔改，我们需要改变，“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把教会性的皈依视为不断自我革新的开放态度，此乃源于对耶稣基督的忠信：‘教会的每次更新，主要在于加强对其使命的忠诚……基督号召旅途中的教会继续不断的革新。至于以人世间的机构来看教会，她的确也需要随时革新。’
“我梦想着一个‘以传教为重的抉择’，亦即一股传教动力，足以转化一切，好使教会的习俗、风格、时期、行事历、语言和架构，都足以成为今日世界福传的管道，并不只是为了教会的自我保全。
“正如若望保禄二世对大洋洲的主教们所说：‘教会任何的更新必须以传教为目标，否则教会就会成为只顾自己的牺牲品。’”（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
吴终源再次提出翻译的问题，说，他认为，做好翻译亦是为了教会的发展，为此，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根本，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要悔改，让我们的生活以基督的爱为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