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此香港特区筹备庆祝香港主权于七月一日由英国回归中国二十周年，教会也该回望一下这段最初不安，继而惊讶，最后是充满不少疑问的岁月。
当时钟踏入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有人庆幸结束殖民地统治的同时，亦有不少教会人士、如同普罗市民一样，感觉到不安和恐惧，担心这个新主人或许会把已经习惯自由飞翔的一对教会翅膀剪掉。
当时，多个天主教机构认真考虑过迁往曼谷或马尼拉，且有几家机构付诸实行，或至少把档案和档案库迁离香港。当时亦有教会人士讨论过，教区应否把档案库迁走，但教区最终决定要信靠，因为不管怎样，教会必须学习如何在不可知的环境中自处，在信仰的光照下继续运作。
尽管经历了许多起伏浮沉，但教会于回归中国后这二十年来出现了长足的发展：成年人领洗入教的数字大幅增加。然而，一如其他地区，司铎和修会生活的圣召依然寥寥可数。但值得关注的是，蓬勃发展的教友牧职于新教友人数增长里反映出来：高度活跃的慕道者、教友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合一运动和堂区生活等。
然而这些积极发展，却不能与教会这二十年期间所面对的困难相比拟──在踏入第三个千禧年代不久，教区已就有关学校管理的《校本条例》与政府发生争拗，因为教区担忧新条例会夺去教会天主教办学理念的自由度。事件扰攘多年，直到终审法院裁定教区败诉始告终。
政治层面的挑战则要较长一段时间才浮现出来。教区方面和不少教友，一向支持推广一人一票的普选模式，故北京迟迟未让香港落实普选，正正与支持普选者的理想相背；而北京当局与香港人的矛盾到了二○一四年雨伞运动爆发时更见尖锐化。虽然有关方面不断否定雨伞运动背后的理念，但这场运动无可否认是香港政治的关键时刻。
然而，一如任何地方的天主教徒，香港教徒的政治立场建基于其背景、社会阶层和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界定。教会内，虽有不同阶层对这运动表支持，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例如有人埋怨教会做得太多的同时，亦有人不满教会做得不够。
经过这二十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的不安情绪似乎去而复返，因为北京不仅对政治进程加以钳制，且进一步收紧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外，三头马车的最后一头便是宗教自由。下任特首林郑月娥曾经提议在政府内开设宗教事务小组，在不同方面的教会人士大力反对下，林郑月娥除去了此建议。然而，这提议是否依然纪录于议程上？即使事件不会在明天发生，我们也要守好本份，提高警觉，让历来享有的人权法治──包括宗教自由可以延续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