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要把协商民主发展成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好”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就必须是“真”协商而非“假”协商，做个协商的样子。
中国“两会”已经召开。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党政群机构改革。但在我看来，需要改革的不仅是党政群机构，作为构成中国政治基本制度的人大和政协本身，亦需改革，以摆脱其长期以来的“花瓶”角色。
在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结构中，人大是国家权力机构和立法者，具有立法、选举、任免官员以及其他涉及国本的重大权力。在当下保守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说推动人大改革会遇到诸多障碍，相对而言，政协改革的余地更大一些。最近几年来，执政党鼓吹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的一个最重要平台，就是政协。换言之，政协承担着在中国发展和推进协商民主的重任，有一定的改革空间。
眼下可以操作的，对整个保守体制震动较少，同时又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激发政协活力的一个办法，是为政协引入一批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特别是将社会的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延揽进来，让他们充当激活政协功能的“鲶鱼”。也就是说，政协应该面向异议人士开放。
先说明一下，我讲的异议人士不是指国家政权的反对者，而仅仅指好发与官方不同声音的人，它包括与官方政治见解不同，但不把自身定位于反对者的人士。从这个角度看，异议者既存在体制内，也存在体制外。事实上，执政党也早已宣布中国不存在“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因此，异议人士和当局至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只是在具体利益和诉求的不同而已。
一些人会发出疑虑，在当局打压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的情况下，愿意向他们打开政协大门吗？这不过是作者对执政党的又一个幼稚幻想罢了。我承认有很大困难，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此中关键，是要让执政党明白，这是代价最少的政治转型路径，并不构成对它的威胁；相反，是符合其利益的，如果它终究不得不改革的话。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合乎其职能和执政党将政协作为统战组织的定位与目的。政协具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大职能，但要发挥好这三大职能，前提是要有一批高政治素质、愿意参与的人加入到政协队伍中来。而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由于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因而既有政治责任，亦有政治能力做好政协的工作。
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政协是其统战组织。所谓“统战”，是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来支持——至少不反对——执政党的事业。故但凡有可能，要把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统一、团结在执政党的“旗帜”下，不进行博弈，才符合它的统战机构性质；而不是赞成我的，才让他进入政协，否则就排斥。
其次，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也是执政党发展协商民主的需要。诚如前述，执政党要把协商民主发展成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好”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就必须是“真”协商而非“假”协商，做个协商的样子。要“真”协商，政协里头就需要有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的群体，就需要有异议。大家一团和气，也就没有必要协商，执政党自己决定就是。既为“协商”，自然意味着立场和利益的不同，甚至相反。
现有的政协构成中，当然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但他们不敢公开地、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代表社会公义的群体缺乏。引入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能够部分弥补缺憾。这些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利益坐下来交流、沟通、谈判，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协商的过程。经协商而形成的政策才具有坚实基础，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将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纳入，更能体现协商民主的“协商”本质。
降低转型成本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将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建立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降低社会的转型成本。
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是一个过程，特别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这个过程不会短。所以，在初始阶段，如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既让统治者放心，又能起到效果，对政改的深入推进乃至最终成功，就很重要。中国改革40年，政治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与此有莫大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要分统治者的权，搞竞选，统治者当然不会答应。
在政协的平台上沟通、对话、谈判，让执政党认为能够掌控整个过程，它对政改就会少点戒心。社会的政治对话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的反对派在体制外发动抗争，让统治者感到压力而对话；二是统治者主动在体制内搭建平台，将社会不同力量容纳进来，共同在这个平台上来表达意见。显然，相对前者，后者的转型成本要低一些，对社会的震荡要少一些。
在中国当下的约束条件下，政协是一个较好的对话平台和形式，没有理由不很好地利用它。但前提是，这个平台必须能够容纳和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并进行博弈。以此观之，目前政协的组成结构是不利其平台功能发挥的。虽然法律上规定了政协应该包容不同行业和群体、阶层，但实际上，两个群体一直以来在政协占主导，即官员和商人，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影视体育明星和文化名人，这基本上就是中国各级政协机构的构成。在这个结构下，虽然每年开“两会”，也能见到个别或少数委员敢言、“放炮”，但绝大多数是应声虫，既提不出有质量的提案，更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行使否决权。
对于异议者来说，既然在体制内被剥夺了争利益的权利，就只能在体制外，通过其他方式去争取。但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转型成本，理应避免。所以，必须改造体制内平台的组成，尽可能让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和利益，包括异议人士的声音，这总比拒他们于门外，对统治者和社会产生的危害要少。
体制内的对话平台还有一个好处，即让大家都学会遵守规则，倾听和对话，这是建立民主的一个要件。即使统治者一时不采纳，也至少了解异议人士所代表的阶层的想法和诉求，从而在施政时加以注意。
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确需要小心又小心，但不能小心谨慎到无所作为。考虑到当下环境，若人大不放开，尚可理解，政协应该而且必须向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等开放，打造一个容纳异议者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博弈和合作，既可保政治稳定又能使政治具活力，并为将来的全面政治改革准备条件。假如当局连这点“雅量”都没有，社会矛盾就只会越积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