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名句，也许是如今中国“空巢青年”的最佳写照。据中国媒体披露，目前中国的“空巢青年”已超过5800万。（AFP）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名句，也许是如今中国“空巢青年”的最佳写照。据中国媒体披露，目前中国的“空巢青年”已超过5800万，他们年龄介于20到30岁之间，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工作资历不够丰富，并未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独在异乡、独自租房、对象暂无，长时间在手机和电脑之间无缝切换，最常联系的人就是快递与外卖小哥。
空巢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宠物爱好者。“我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空巢青年吧，幸好还有个它。”一位空巢青年这样理解他与宠物之间的羁绊，“在它陪伴的日子里，我看着它从孱弱的婴儿长成一个壮硕的姑娘，这个小小的生命，让独身的我学会了牵挂。”
空巢青年有两个密切关联词，一个是“独身”，一个是“独生活”。实际上，很多以空巢青年自嘲的人，“独身”的几率会更高，不想将就不如独身，更何况手机游戏里都能养“总裁”了，机器人伴侣还会远吗？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空巢青年的现象与中国这几年人口大规模流动有很大关系，不仅是农民工，也包括城市青年，离开家庭，到其它地方工作：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城市和农村的人，离开家去外地工作很普遍，成为独居人员，中国目前有大约6000万空巢青年。”
而且这几年网络经济发展非常快，刘开明先生说，人们不需要出门，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网上订快餐和购物，这也加强了他们的独居生活：
“因为中国现在男女出生比例不平衡，再加上人口的大量流动，家庭结构不稳定的情况比较普遍。据说，中国是世界上出轨率最高的国家，特别是年轻人。也就是说，人们不一定需要传统的婚姻家庭生活，包括解决性生活，可以有性爱机器人，更加会催生这种独居的现象。现在还有科学技术帮助代孕等等。”
瑞典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户籍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则达到60%。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展示了一个层次更丰富、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克里南伯格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不如以历史的眼光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对此有同感，他说，中国的“空巢青年”现象，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
“不象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大的家族，有家谱，传承关系非常明确。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人就成了机器上的螺丝，被安置在流水生产线上，所以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就开始走向孤独，或者说人成为一种生产工具。现在到了信息化时代，人更加被原子化，相互隔离。由于网络，手机等的诞生，人们就更多地只进行线上的交流，线下的活动越来越少。”
胡教授说，现在象中国这样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所以“空巢青年” 的出现也是必然现象。当然，胡教授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原因：
“比如中国人喜欢社交，但很多人社交是以圈子为代表。你如果不能融进某个圈子，那可能就无法与其他人进行联络。而且，中国社会的身份和地位感也比较明确，不在一个圈子里，彼此很难对话。再加上户籍制度等造成身份的差异，比如城市人和农村人，很难谈到一块儿，甚至很难坐到一块儿。农民工到了大城市，可能就没有什么地位，被当作外来人口甚至低端人口，因此他们倍加孤独。”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制度，以及圈子，文化等等，还有中国人性格总体上比较内向，也加剧了年轻人的孤独感。胡教授接着说：
“加上社会阶层基本固化了，不同阶层很难流动。身份的固化，有各方面原因，有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比如中国的就业，如果是国有企业或政府机关，它是不招农民的。”
其实，胡教授说，空巢青年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出现过并仍然存在着，：
“工业化时代，人非常孤独，象麦草一样在空中摇曳。现在，人们更少线下活动，越来越多的是线上的活动。所以建议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线下交流，以增加亲情和友情，也有助于开拓视野，更有助于完善个人人格。”
预测今后中国空巢青年的趋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认为，中国未来也不会比世界上其它国家严重：
“因为中国毕竟有近14亿人口，5800万空巢青年只占大约5%。这很正常，可能很多国家也会有很多这样4-5%的人口，单独居住。中国现在与世界接轨，不再是传统的大家庭的生活模式了。特别是80年代以后，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导致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再加上独生子女，独居的家庭会越来越多。”
中国相关媒体披露说，今年1月份，中国一家职场社交平台发布的《孤独经济》报告说，“空巢青年”是中国经济的新兴主题。报告称：“要在大城市生存和取得成功，压力很大，这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而他们通过接受并消费孤独，来寻求宣泄情感的出口。”
去年该机构采访的1万多名47岁以下的人中，约有67%的人说他们通过看电视或电影排遣孤独；超过49%的人玩智能手机游戏；46%的人泡吧；39%的人去健身房，近25%的人听音乐或唱卡拉OK。
虽然目前还没有中国“孤独经济”规模的明确估算数据，但从火锅店的“一人一锅”到娱乐设备制造商，许多商家正试图利用“空巢青年”的生活方式赚钱。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由于长期受到严重老龄化问题的困扰，文化上人际关系疏离，在日本，孤独是一种常态。他说， 中国的‘孤独经济’可望超过日本：
“中国人口多，而且中国社会不发达。虽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都原子化了，沙粒化了，都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人，社会组织很少，或者是人为打破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比如现在加入同乡会同学会，可能都是犯忌的事情。胡教授说，过去中国也有一些打工仔打工妹协会，结果都被取缔：
“中国不存在社会，只有政府与公民，或者也称不上公民，或者叫个人与政府两级，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社会非常弱小，不成形状，这也导致了人们的孤独，以及由孤独而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方面的需求。”
胡教授说，无论是孤独个人的吃喝娱乐，还是交友找工作，都有着巨大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孤独经济”规模上肯定超过日本，更何况中国没有社会，连社会公益组织都特别少，不象发达国家，有非常发达的NGO组织，吸引大量的人做慈善和公益，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友好关系，这在中国比较少。NGO组织长期以来受到压制，并不发达。
据悉，日本N H K电视台的“特别节目录制组”整理出版的《无缘社会》一书，反映的即为：“单身是奔向‘无缘死’的直通车”。什么叫“无缘死”？就是死时无人发现、死后无人接收遗骨的那种死亡。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中国空巢青年和孤独经济的未来如何，我们当然都不希望这类的事情发生。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谈一谈，在中国，“上大学不如做生意”这个话题。
不久前，一段父亲带19岁女儿摆摊卖韭菜盒子的视频引起了网友激烈讨论。视频中的女孩赵艳刚刚高中毕业，因没考上大学而跟着父亲在南京卖韭菜盒子。其父在视频中一段“人家本科生、研究生出来都没人用，4年花了十几万，时间也耽误了”的话成了“爆点”，有网友认为这位父亲目光短浅，也有网友表示大叔说的不无道理。
女孩赵艳今年19岁，老家在江苏宿迁，高中时因为对主持感兴趣，在学校里参加了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艺考培训。去年春天，赵艳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五所高校的艺术联考，成绩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编导专业的分数线。但是，因为文化课成绩一般，赵艳担心自己无法考上大学，艺考过后，便来找正在南京摆摊做生意的父亲，让父亲带她去试试南航的空乘培训。然而，经了解得知空乘培训需要四年的时间，总共要花费十几万，再三考虑之下父女俩还是决定放弃空乘培训这条路。
赵艳说：“只要一门学科不通过，最后就不能上岗，我不能保证每个专业都能通过。另外上岗工作还得自己找，这是一碗‘青春饭’，工作不稳定。”父亲也表示，女儿现在快20岁了，再过4年就24岁了，还是有风险的。
去年6月，赵艳回到宿迁老家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最终并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她便决定先跟着父亲做韭菜盒子。
一位网友表示，现在摆摊比上了大学的工资高。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很赞同这个父亲的想法啊！大学生不像以前，大多数大学生眼高手低，毕业一心想找好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混吃，还不如学一门本事在手里。”
但也有许多网友表示反对。一位网友评论说，大专与只有高中教育的同学相比，几年后的谈吐还是有很大差别。另一位网友表示，如果一直如此，视野会变得狭窄。
面对网友的质疑，赵艳父亲坦言，哪个父母不希望子女好呢，但只能慢慢来，都要有一个过程。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高新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此谈了他的看法：
“其实我仔细看过这个视频，大家没有注意到，父女俩做韭菜盒子赚钱，女儿的实际收入也肯定比大学毕业生要高，甚至要高得多。但这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女儿是因为考大学没有考上，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个话。我想，这个父亲一开始也和中国99%以上的适龄青年的父母一样，都是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好比中国大陆，现在结婚就要送礼，这是不可抗拒的。所以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大学，而不是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一个技校，或者去接受一种技能培训，去做一个介乎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工作，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不接受这个，这和习近平的那些思想教育是背道而驰的。但无论是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城市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所以，高新先生说，这位父亲在女儿考大学失败以后，发现退一步别有洞天，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后，再去很得意地去解释这个行为和现象：上大学不如卖韭菜盒子。但前提是女儿没有上得了大学，没有考上大学：
“事实上，如果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人，都去卖韭菜盒子，都去做一些小生意的话，那么城市所谓第三产业人口就又会过剩，第三产业又会恶性竞争了。所以说到底，它是面临了一个自己的产业结构跟不上大学毕业生的迅速膨胀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现在的城市知识人口膨胀和过剩，才出现了习近平现在号召年轻人到农村去发展。”
因此，这个话题就被炒成了不如卖韭菜盒子，高新先生说，这实际上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去摆地摊的实际收入高。他说，每一个城市人口，每一个适龄青年的父母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绝不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否则会和传统思维背道而驰，会被看不起：
“你宁可到一个公司做一个小职员月薪两，三千块，你也绝不愿意去摆摊卖韭菜盒子，黑灯瞎火地干上一天，虽然你的月薪可以达到五千，达到一万，但你不会干，你的父母也不会干，觉得丢人，男孩子不愿意，女孩子更不愿意。”
高新先生说，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在中国有的时候行得通，有的时候不见得行得通。中国的传统习惯思维与西方国家还不太一样，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阶级划分是根深蒂固的：
“你在美国如果你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在城市里找了个年薪五、六万的垃圾工，没有人会讨论这有什么不对，或者和人们的习惯思维脱节，很正常。但在中国绝对不行。比如济南市招聘垃圾工，因为待遇好福利好，中国有大学大专毕业生应召，但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也是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的自然流动，但这在中国就变成了重大新闻。在西方国家，你大学毕业了，你可能做文员工作，也可能到一个商店里做收银员，如果你的知识和能力得到证明，你可能就比那些没有大学毕业的人被提拔得快，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而不是象中国那样是政策安排的。”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的确，现在知识无用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偏远地方盛行，反映了目前作为大学生的尴尬。中国现在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就业成了国家头疼的大事，每年如何安排这800多万人就业？的确，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或者因为失业了就只好考研究生等等：
“特别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的孩子来说，花了好多钱，贷款上大学，如果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相匹配的，有可能未来若干年都没有办法挣回其成本。甚至可能一辈子都难于翻身。农村学生又没有人脉，资源与关系，如果个人能力又不很强，即使读了大学，即使留在城市，也是在城市的贫困边缘上徘徊。如果脑袋灵活一点，那就不如不读大学，作点小生意，还有可能发财。”
但是话又说回来，胡教授说，我们只能从大概率的角度，从大数字来看这个问题。上完大学的，其平均收入和社会地位应当是高于、甚至远远高于没有上大学的。他说，对一般人来说，上大学是一个盈利的投资，收益会大于或者远远大于成本；但是不排除少数人上大学最后是亏了：
“所以我们说，对于多数高中毕业生，还是应当选择上大学，因为不上大学而靠作生意成功的只是少数。卖韭菜盒子的父女之所以视频红了，就是因为这种事比较少见。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低学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现在是越来越低，不象上个世纪80，90年代，低学历者创业成功的非常多，甚至成功的大多数都是低学历的。但现在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低学历者现在几乎很少有创业成功的，学历越高可能成功者越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