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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中国:帝国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时间:2018-04-20  来源:鼎  作者:田英杰著 林瑞琪译 点击:

 2017年初,中国政府当局发出一项有关宗教工作及宗教界的「政治化」的强硬声明,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的说法,「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见于「稳中求进狠抓落实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一文,收录在《中国宗教》,2017,1月号,页16-17)

事实上,所有宗教都与社会有关,因此也与人们的公共生活有关,包括政治方面的生活。因此,宗教工作者必须清楚了解.「讲政治」的角色以及宗教在社会上的角色。
 
不过,「讲政治」既可以在更广阔及全面的社会管理及动态组织观方面,作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也可狭隘地理解为由政党的直接干预及与政党的合作。
 
中国政府当局发出这样的声明有何真正用意?王作安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说明:
 
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

在我国当代,政教关系主要指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处理我国政教关系,就必要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我国实行政教分离,即党和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宗教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接受政府依法管理,依法开展宗教活动,自主办理宗教事务,但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政教分离不等于宗教与政治相互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隔绝。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遵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要引导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作安,「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收录于《中国宗教》2017,3,页6-8)
 
在此,「讲政治」是作较狭隘的理解,即政党的直接介入。目前中国政府的强调重点,是自2015年起一直力主的「宗教中国化」,从政治方面解释为宗教必须接受领导,完全受到党和政府的控制。
 
这种意识形态进路,实际上是承接较早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辩论,这甚至可以回溯至早在1938年毛泽东的「论政党」的报告中的论点。(参阅Raymond F. Whyle,“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Sinification of Marxism,’1936-1938”,in 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1979,n. 78,p. 448.)
 
当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公民生活的各个向度,包括意识形态以至宗教方面,都要完全接受政治领袖的控制。中国政府当局继续奉行传统上中国帝王对宗教的政策及原则,即是「我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政教合一,而是王权高于教权,是典型的政主教辅。」(同前注释)
 
但目前多了一项新元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共产党的角色是要代表及领导全个国家,相等于国家,并且居于国家的最高层。作为无神论者,其宗教信仰自由是孕育自及受制于其政治考察,是由官方制订而强加于全体国民的。
 
宗教目前是得到官方承认且是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成份,因此,中国各种传统之内的宗教工作人员(例如: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修女),都被认为应与共产党及政府紧密联系。这些联系似乎在将来会愈来愈紧密。由于宗教被视为在公共权力的控制之下的体制,他们只能按着政治视角去行事。宗教领袖因而也变成了「公职人员」或「国家官员」,因而必须有政治色彩。神职人员及信众不但要追随党的路线,更要积极地表达出对他们乐于接受诉求以及他们的忠诚。宗教领导层的接班人必须表现出可靠,对向党交心,连宗教及灵性事务也不例外。他们有没有被要求加入政党成为党员?这对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来说,尤其是对主教及神父,是有违他们信仰的。
 
压力施于两方面,包括对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领导层施加的直接督导,也包括向非官方群体强制登记及其他的胁迫措施。似乎向党及政府的忠诚已成预定了;拒绝忠诚可被视为一种罪行。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共产党当局势难理解宗教教职人员的灵性角色,更遑论欣赏。天主教神职人员要参与「讲政治」,只能取广义的角度,因为在这样的「讲政治」之内,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积极而尽责地参与。但神职人员的角色是宗教性及灵修性的。根据《天主教法典》,一般情况下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应参与政党的「讲政治」活动。随了得到特别的批准之外,他们必须与任何政府构架保持一定的距离。
 
《天主教法典》第285条3项申明:圣职人员不得参与执行民权的公职。
 
这条文只是针天主教神职人员而已;相反,平信徒可以自由地直接担当政治角色。
 
为共产党当局来说,并不容易界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领袖。中国政府当局只会与宗教领导层磋商,特别是与天主教的主教,只因为他们是「国家认可的」。他们甚至认为这对后者而言,有政治角色是一种优惠。王作安进一步解说:宗教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界别,其代表人士可以通过参加人大、政协等途径,民主协商,建言献策,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同前注释)
 
不幸地,有些天主教主教也采用与公权利机构一样的思想框架。他们没有清晰了解到自身的独特宗教角色,因此,对接受这些公民角色,是着眼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及教会的实利。他们甚至常夸耀自己从这方面得到的好处。
 
尽管王作安曾说过,「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遵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但上述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没有尊重到天主教法典对神职人员的要求。
 
目前「讲政治」的政策,似乎与1950年代同出一辙。打着「爱国」的旗号,任何相反这体制的看法,都被定性为「不爱国」而且重大地冒犯国家,亦即冒犯共产党。对于这样的罪行,往往被罚拘押、监禁或在劳改营接受「劳动教育」。因此,显然地,中国政府当局的官方政策,是着眼于以「爱国」、「中国化」或「讲政治」的名义,去驱使宗教成为「国办教会」,成为一个受到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全面控制的社会政治组织。拒不接受,即使只是不情愿接受的,就等于反对官方政策及政令,可以受到惩处。人们可能会担心又回到1950年代的措施。.
 
这些视角反映出无神论政治领导层对宗教的负面判断,视宗教为敌对体制,因而即使不是镇压,也要加以警戒及操控。这也反映出一项不必要的矛盾:中国政府当局往往指责宗教界,尤其是基督宗教,为「帝国主义工具」,但现在又公开地鼓吹宗教要成为他们落实政治目标的「工具」,将宗教改造为一项「共产主义的工具」。不过,无论如何,宗教应享有本身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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