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中国政府当局发出一项有关宗教工作及宗教界的「政治化」的强硬声明，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的说法，「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见于「稳中求进狠抓落实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一文，收录在《中国宗教》，2017，1月号，页16-17）
事实上，所有宗教都与社会有关，因此也与人们的公共生活有关，包括政治方面的生活。因此，宗教工作者必须清楚了解.「讲政治」的角色以及宗教在社会上的角色。
不过，「讲政治」既可以在更广阔及全面的社会管理及动态组织观方面，作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也可狭隘地理解为由政党的直接干预及与政党的合作。
中国政府当局发出这样的声明有何真正用意？王作安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说明：
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
在我国当代，政教关系主要指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处理我国政教关系，就必要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我国实行政教分离，即党和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宗教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接受政府依法管理，依法开展宗教活动，自主办理宗教事务，但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政教分离不等于宗教与政治相互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隔绝。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遵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要引导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作安，「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收录于《中国宗教》2017，3，页6-8）
在此，「讲政治」是作较狭隘的理解，即政党的直接介入。目前中国政府的强调重点，是自2015年起一直力主的「宗教中国化」，从政治方面解释为宗教必须接受领导，完全受到党和政府的控制。
这种意识形态进路，实际上是承接较早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辩论，这甚至可以回溯至早在1938年毛泽东的「论政党」的报告中的论点。（参阅Raymond F. Whyle，“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Sinification of Marxism，’1936-1938”，in 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1979，n. 78，p. 448.）
当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公民生活的各个向度，包括意识形态以至宗教方面，都要完全接受政治领袖的控制。中国政府当局继续奉行传统上中国帝王对宗教的政策及原则，即是「我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政教合一，而是王权高于教权，是典型的政主教辅。」（同前注释）
但目前多了一项新元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共产党的角色是要代表及领导全个国家，相等于国家，并且居于国家的最高层。作为无神论者，其宗教信仰自由是孕育自及受制于其政治考察，是由官方制订而强加于全体国民的。
宗教目前是得到官方承认且是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成份，因此，中国各种传统之内的宗教工作人员（例如：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修女），都被认为应与共产党及政府紧密联系。这些联系似乎在将来会愈来愈紧密。由于宗教被视为在公共权力的控制之下的体制，他们只能按着政治视角去行事。宗教领袖因而也变成了「公职人员」或「国家官员」，因而必须有政治色彩。神职人员及信众不但要追随党的路线，更要积极地表达出对他们乐于接受诉求以及他们的忠诚。宗教领导层的接班人必须表现出可靠，对向党交心，连宗教及灵性事务也不例外。他们有没有被要求加入政党成为党员？这对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来说，尤其是对主教及神父，是有违他们信仰的。
压力施于两方面，包括对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领导层施加的直接督导，也包括向非官方群体强制登记及其他的胁迫措施。似乎向党及政府的忠诚已成预定了；拒绝忠诚可被视为一种罪行。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共产党当局势难理解宗教教职人员的灵性角色，更遑论欣赏。天主教神职人员要参与「讲政治」，只能取广义的角度，因为在这样的「讲政治」之内，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积极而尽责地参与。但神职人员的角色是宗教性及灵修性的。根据《天主教法典》，一般情况下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应参与政党的「讲政治」活动。随了得到特别的批准之外，他们必须与任何政府构架保持一定的距离。
《天主教法典》第285条3项申明：圣职人员不得参与执行民权的公职。
这条文只是针天主教神职人员而已；相反，平信徒可以自由地直接担当政治角色。
为共产党当局来说，并不容易界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领袖。中国政府当局只会与宗教领导层磋商，特别是与天主教的主教，只因为他们是「国家认可的」。他们甚至认为这对后者而言，有政治角色是一种优惠。王作安进一步解说：宗教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界别，其代表人士可以通过参加人大、政协等途径，民主协商，建言献策，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同前注释）
不幸地，有些天主教主教也采用与公权利机构一样的思想框架。他们没有清晰了解到自身的独特宗教角色，因此，对接受这些公民角色，是着眼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及教会的实利。他们甚至常夸耀自己从这方面得到的好处。
尽管王作安曾说过，「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遵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但上述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没有尊重到天主教法典对神职人员的要求。
目前「讲政治」的政策，似乎与1950年代同出一辙。打着「爱国」的旗号，任何相反这体制的看法，都被定性为「不爱国」而且重大地冒犯国家，亦即冒犯共产党。对于这样的罪行，往往被罚拘押、监禁或在劳改营接受「劳动教育」。因此，显然地，中国政府当局的官方政策，是着眼于以「爱国」、「中国化」或「讲政治」的名义，去驱使宗教成为「国办教会」，成为一个受到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全面控制的社会政治组织。拒不接受，即使只是不情愿接受的，就等于反对官方政策及政令，可以受到惩处。人们可能会担心又回到1950年代的措施。.
这些视角反映出无神论政治领导层对宗教的负面判断，视宗教为敌对体制，因而即使不是镇压，也要加以警戒及操控。这也反映出一项不必要的矛盾：中国政府当局往往指责宗教界，尤其是基督宗教，为「帝国主义工具」，但现在又公开地鼓吹宗教要成为他们落实政治目标的「工具」，将宗教改造为一项「共产主义的工具」。不过，无论如何，宗教应享有本身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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