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四月底时，为罗马教区祝圣了十一名新司铎。他们当中五人，是意大利人，曾在教区的大修院完成培训。另外六人，非意大利人，他们将获接纳为教宗辖下教区的神父。他们都是「新慕道团（Neo-Catechumenal Way）」的成员。
他们均是在新慕道团的「救赎主之母神学院」，接受准备晋铎的培训，并获委派往该团海外的传教点或堂区服务。
晋铎弥撒在「第五十五届世界圣召祈祷日」举行。教宗早于去年底已就这重要的日子发出文告。他在文告中指出：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召叫──不论是在婚姻中度平信徒生活，或领受圣秩度司铎生活，或是度特殊的奉献生活──在此时此地，成为天主的见证人。」
他说：「不论个人的圣召或教会的圣召，每种圣召都有多种样貌，各具特色；我们需要聆听、辨明和生活出那由上而来的召叫，它能使我们的才能得到发挥，让我们成为世上救恩的工具，引导我们走向圆满的幸福。」
简而言之，教宗聚焦在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召叫上，但他没有谈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当前教会最迫切的「圣召危机」，尤其是关乎铎职人员的。
这里有几方面可以更好被称为「铎职危机」。《国际十字架报》最近刊登两篇文章，从这多方面的问题中，审视了其中的一项；就是神职人员的心态，看似像一种病（或是一种诱惑），内在于晋铎者的道德观里。
若你错过了文章，请看看若瑟．奥兰（Joe Holland）的Get rid of the clergy – But keep Holy Orders，及安德肋．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的Clerical culture produces poor fruit。文书文化产生了不好的果实
诚然，这两篇文章在处理跟铎职有关的主观因素，以及如何与现在的圣召危机相连。
人们会辩论，教权主义是否让年青人远离探索铎职的召叫；或者，在另一方面，是否在吸引那些有问题的候选人。
这里有一些涉及圣召或铎职危机的一些主观议题，同时需要迫切研究。最少在文件上，圣职部曾发出指引，以协助主教及培育人士做到这工作。
神学院及负责培育的神父，其质量是主观类别，但数量并不是。客观而言，数字不会说谎的。事实上，年轻人进修院及晋铎的数目，未能追得上受洗教友整体增加的数目。完全没有。
即使在非洲，有些人会让我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糟糕。而且，他们甚至相信，相对于欧洲和发达国家的世俗化及已发展的教会，「圣召丰盛」的非洲教会将会成为新「逆向福传」的主角。
他们是非常错误的。
由梵蒂冈出版、最新一期的《教会统计年鉴》显示，现时在非洲，每五千多名教友便有一位神父。整个拉丁美洲，情况更差，比例已上升至七千对一。
相对于在欧洲、北美洲及大洋洲的教会，这比例徘徊在二千名教友对一名神父间。这里可以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以缩短日益扩大的差距。
不过，基于历史和实际因素，这时间最大可能接受的方案，是改变录取圣秩的标准，把候选人的范围扩大，包括德行经过考核的已婚人士，则所谓的viri probati。
然而，世界各地大部分的主教团，都抗拒或反对探索这可能性，尽管教宗保禄六世及教宗方济各鼓励这做法。
反之，主教们选择更简单及安全的方法，就是从那些他们相信有丰盛圣召的国家，输进司铎。
现在先让我们暂且把为何这样做会带来危机的主观因素搁置一旁，这些因素像是外国神父经常面对适应新文化、语言及不同社会习俗的困难（而这些对他们所服务的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又或者，神父若来自贫困地区或局势不稳的国家，可以理解他们有种倾向，想要到一个较安全及繁荣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客观的因素，为何输入外国神父对西方长久已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真正解决方法，尤其是来自较非洲教会，尽管那里发展迅速，但他们仍然生活在大部分没有福传使命的地区。
「在困难和危机时，（这样一个教区）当然可以接受短暂的帮忙，但不可夺走这些年轻教会的神父，他们都曾受过最佳的训练。这是关乎公平及教会意识的问题。」
这是近二十年前，当时的万民福音传播部（信理部）部长若瑟．唐高（Jozef Tomko）枢机发出的警告。
二零零一年夏天，他在梵蒂冈的办事处，发出一项「有关从传教区派遣教区神父到国外及旅居外国的指引」。
这指引旨在「抗衡一定数量、来自传教区的教区神父形成的趋势」，他们「通常以进修，或其他理由，这些理由与传教无关，从而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欧洲和北美居住。」
该指引还指出，这些想移居海外的神父，其中一个非传教的动机是被「较佳的生活条件」吸引，以这动机以「一些已发展的教会需要年轻神父」作为支撑理据。
文件以感叹的语气指出，「这些神父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不再回去自己的国家。而有时他们的主教默许这样做，甚或反对他们提出回国的要求。
传播部续指，但主教派遣神父往国外，是为向那些「已移居当地的本国」人民提供牧民关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并合法的原因。
在一个发表这份文件的会议上，现年九十四岁的唐高枢机表示，事实上这是一个合适的做法：派遣神父陪伴国外的同胞，为他们灵性需要服务。
事实上，那些有长久历史接纳移民的国家，像加拿大、美国及澳洲，一直有源源不绝的外国司铎，为新移民提供灵性关顾。
而最近在阿拉拍国家亦有类似趋势，因为有大量来自菲律宾和印度的劳工移居当地。
但唐高枢机重申，在梵蒂冈的指引中，响起了警号。
他指出，更多发达国家的主教们，「乐于采用这简单的解决方法，以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神父，充当其堂区人手」，却无视对这些神父原居地的教区，「可能造成的损害」，因为，会剥夺他们所需的牧职资源。
他慨叹说：「在非洲及亚洲的一些教区，基于财政理由，其三分一，甚或半数的司铎，都在其他国家。以我所知，其中一个教区，更有八十三名司铎到了国外，而在这国家，其福传却停滞不前。」
然而，这位枢机的底线已碰到问题的神学和教会学核心：
他说：「一个团体无法在国民中找到所需的牧者，就必须反省造成这状况的原因，及寻求补救方法，譬如加强家庭及圣召牧民关顾，及正确评价教友牧职。」
当然，还有更多可能的补救方法，较枢机建议的好。而这些方法需获谨慎辨识，以确保教会的牧者应在其已建立的团体中寻找。
用一句教宗方济各常说的话来说明这点：这不需要太多的「牧民创意」。而事实上，教宗已建议了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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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伯特．麦肯斯（Robert Mickens），梵蒂冈观察家。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The Catholic Church’s vocations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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