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过去几星期看了三遍《聚焦》（台湾译《惊爆焦点》；香港译《焦点追击》）。这部大获好评的电影是关于《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们揭发了波士顿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儿童进行有系统的性侵事件。
奇怪的是，观看这部令人不安的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疗愈，提醒我沉默的代价、为孩子们站出来的重要性，以及无所作为带来的种种伤害。
我是印度残疾儿童基金会的主任。根据一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被虐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三倍。这是我们基金会一直保持警惕的事情。
在一个殴打和其他形式的体罚和口头惩罚仍是普遍和文化上可接受的国家内，我们的组织已建立起不一样的名声。我们所有的中心都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们对虐待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然而，当我们自以为很严格之际，我们一年前跟一位该领域的专家一起审视我们的保护儿童政策时，却发现政策满是漏洞。
我们的培训粗疏、报告程序难懂、文件纪录也很差。故此，我们开始了一个漫长而费力的过程来改进政策，填补漏洞，使我们的员工能够适应无法预料的情况。
即时的结果是，儿童保护案件突然从四方八面涌出。这就像一场流行病。我们重新对自己的过度认知是否让他们想起了些事情？或是这种虐待事件总是经常发生，而只是我们一直没注意到？但无论是哪一原因，都是让人不安的。
我们发现一名男孩一直被暴露在色情资讯中，并且有可能在拍这类的照片。我们得知一名女孩一直不断被强暴。另一名孩子告诉我们，他经常被殴打。一名智障的年轻人，被迫跟一名同样是智障的年轻女子结婚，而因为他无法圆房，他父亲便接受了这项任务，现在他们有了一名孩子。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学生的家里，而不是我们的中心。然而，鉴于印度社会服务短缺，我们对保护这些受害儿童，几乎不可能有效地回应。
譬如，当我们知道年轻女子被强迫结婚和反复被强奸时，我们会去报警；然而，纵使警察接到案件时表示同情，但他也说无能为力。
根据法律，年轻男子和年轻女子都是成年人；除非其中一人提出正式投诉，否则没有理由进行调查。
在其他情况下，法律要求我们通知警方，但我们知道即使这样做也是什么都做不到，而且无法做任何事情。印度没有有效的制度来保护被家庭成员一直虐待的儿童。
有些个案，由于暴力行为太过极端，再不能撒手不管，但受虐儿童最终却跟少年犯一样，被关在相同的机构中被照顾。因此，一名被自己父亲强暴的智障女孩，可能跟因殴打、吸毒和持械抢劫而被捕的青少年，关在同一的监房里。
只要有证据表明有虐待行为，我们就必须让警察介入，但当知道当局会让我们试图保护的儿童面对比他们原本的危险更严峻的危险时，感觉真的很糟。而且，意识到这些孩子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别的安全网，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基金会没有宿舍可收容这些受害儿童。我们也没有立场、权力和支援。我们只是一些不起眼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必须在法律以外工作，以确保儿童免受更大系统的伤害，而这系统的工作是要保护儿童。
因此，我们有需要时，便会通知警察。但之后，我们会跟那家庭一起赶走骚扰他们残疾儿童的叔叔，并教导父母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孩子的问题行为，而不是只一味的打他们。每次跟进一个孩子，我们让事情做得更好。
但是，当事情突变是对我们的员工作出指控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基金会就像一个家庭，许多员工从未在别的地方工作过。
他们已跟我们在一起工作逾二十年。他们认同我们的团体，就如他们认同自己的家人或宗教一样。基金会的高层对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因此，当我们的两名学生（都是青少年）指控我们的两名老师时，我们发现很难去相信他们。事情似乎不太可能这样，因为跟两名被告教师的性格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彻底调查这两宗指控。
仔细审查事件报告，重组事件的每项细节，以确保时间、地点和涉案人员都是真确无误。
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学生信任的案例工作者，跟每位提出指控的学生面谈。在两起案例中的其中一起，提出指控的学生的三名朋友证实了事件，但当进一步调查时却发现，事件发生时，最少有两人实际是不在现场，而第三人的话让人怀疑。
遭指控的工作人员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访谈。而所有的报告也给一名外部的顾问进行审查。这名顾问在英国拥有逾三十年的经验。
然而，即使我们都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我自己还是在想：「这指控不可能真的。遭指控的人我们都认识，而且已跟我们工作了很多年。」而当我正考虑把他们调往其他中心时，我脑海里响起了警号。为甚么这听起来那么熟悉？
这很容易认为，主教们把遭指控性侵的神父从一个堂区调往另一个堂区，是为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或避免丑闻。但也有可能他们像我一样：对指控感到畏惧，并且无法相信自己认识和喜爱的人会是这样。
最后，在跟我们顾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我决定要求两名被指控的老师辞职。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有的都是学生未经证实的指控），但是当中产生的疑问使我们不可能让他们继续在基金会工作。而给予他们跟服务儿童无关的职位，对我们而言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在专业上也不会接受。
我知道这样做跟「无罪推定」的原则不一致；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我好像把自己当成了警察。是的，我是的。我首要做的是确保我们的孩子安全。
其中一名受害孩子是我自己的，因而我更重视这项工作，而不仅仅视它为履历表的一个项目。如果有疑问，我会帮你找另一份工作（我为前任员工也这样做过），但对我们孩子的安全，我是不会妥协的。
而警察呢？我最后一次试图让警方介入，是我们其中一个中心发生盗窃案。警察在现场进行调查后，要我们的警卫和园丁当晚到警察局再「问几个问题」。
当我说我也会去的时候，他们把我拉到一旁急切地问：「夫人? 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打他们吗？」因此，除非有明确的理由让警察参与其中──而在这些案件中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着犯罪行为──我们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我已多次重复我的决定，次数比我能算的还要多。虽然个别工作人员很重要，甚至至关重要，但作为整体的基础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而儿童的福利和安全更是我们首要责任。如果有疑问，那么基本原则就必须给我们指导。
研究告诉我们，孩子们很少撒谎。虽然有智障的孩子更容易被利用，但他们也更难操控。有兴趣的一方很难使他们作出虚假指控。
因此，对我来说，很困难去相信两个我认识和信任的人可能会被指控有罪，最后我把疑点利益给了孩子们。
在员工离职后的几周，我看到事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的婚姻变差；而且，他们无法再支付账单。他们其中一人恢复得很快，但另一人几乎每天都回到办公室，乞求我们再聘用他。
我们的儿童保护主任和我不断怀疑我们的决定，因为害怕我们错了，无缘无故地损害了两个人的生命。
《聚焦》在这里很有用──让我们想起未采取的道路。像我们一样，教会人员把制度放在个人之前；与我们不同，他们以最有能力的成员来定义该制度。对他们来说，教会就是神职人员，并且在他们的希望中是为保护神父，但他们最终保护了掠食者。
在这可怕的情况下，痛苦是无可避免的；现在或以后，都会有后果。成年人，尤其是无辜者──而特别在没有罪犯登记的印度──可以重建他们的生活。但儿童可能会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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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乔．麦高文（Jo McGowan），公益专栏作家。文章来自印度的台拉登。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How can it b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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