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与教廷维持的外交关系，在民进党于2016年初取得行政与立法的绝对执政权后，是否会发生变化？相关的疑虑从2015年下半年即已浮现，因为民调已显示了未来选举的结果。其实，认为台湾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将有变化，并不始自今日，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得到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后，45年来传言不断。在近来教廷积极公开与中国政府接触的情况下，似乎目前处于最接近建交的状态。
我本人的专项是历史，按道理关注的是过去，不该对现状或未来发言。但由于对中梵外交涉及历史的研究，自然对由过去延伸到现在的状况有一些想法或理解；但这些理解不算是专业性的，也不能代表教会，只能说是个人的意见。
一‧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处境
中华民国政府自1971年丧失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后，外交即节节败退。过去经贸力量强大时，还勉强以所谓的金钱外交维持，但当最主要的敌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后，台湾即逐步处于无大型邦交国的状态。除了中南美洲及几个小型非洲小邦，台湾在欧洲就仅剩教廷一个邦交国。因此在传统的或正规的外交思维中，维持教廷外交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外交是维护或扩展主权不见硝烟的战争，外交战失败就已丧失国家颜面，更遑论连邦交都转向敌手中国。在外交战中传统的做法是争取权益，挖敌手墙角，因此减少教廷与中国的接触，也似乎是台湾与教廷外交的重要手段。但这些传统的观念，其实不尽符合台湾真正的外交做法。
可以用一个问题来说明台湾实际的外交做法：台湾与美国或与教廷的外交关系何者重要？答案很简单，当然是与美国的关系重要。在台美关系中有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范畴，可是与教廷只有宗教而已，而且是人数有限的天主教。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是非正式的，而与教廷的外交关系是正式的。类似的关系有与日本、韩国、法国、欧盟等，其重要性都超过台湾与教廷外交关系。当台湾面对不可回避的对手——中国，在没有办法取得正式外交关系的处境中，台湾的政府以务实的做法，与这些或重要或邻近的强国建立实质的「准外交关系」，虽然这些国家没有正式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但在某种意义上，台湾是被承认的。例如仍可签署某些贸易协定，或是被接受出入境的护照，虽然其权益相当程度的有所缩减。
台湾真正重要的关系是两岸关系。实质上中国政府对待台湾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认其身份的。例如在中国媒体上称蔡英文或马英九是「台湾当局领导人」或「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即中国实际上管不到台湾地区，这里有其「当局」。两岸的政治接触，创造了担任双方政府白手套的「海基会」与「海协会」，名为民间组织，但实际上由政府完全掌握。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关系也可说是准国与国关系。
马英九总统在任时，深知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只是台海和平对台湾政经发展的绝对重要性，而且也包括台湾的务实外交处境。透过与中国政府的沟通，在过去数年间，大致上两岸处于「外交休兵」的状态，意即台湾不积极的创造新的建交国，而中国在双方的默契中，也不在台湾的建交初中挖墙角。例如巴拿马，或是本文主题相关的教廷。民进党政府相对的台湾独立倾向，不愿意说出两岸有「九二共识」，看起来有可能打破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稳定状态，而有可能的中梵建交将是其中标志性的结果。
二‧教廷外交的特殊性
对于教廷来说，与世俗国家建交，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天主教在此疆域中的影响力。教廷没有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对其而言外交关系的主要利益在教会生活，其次是由基督信仰产生的价值观，例如人道精神及信仰自由等。在信仰价值观方面，教廷虽然倡导，在诸如反对堕胎、反对死刑、反对安乐死等相关议题上表明立场，但未见其为此与相关国家断交，或者可以说教廷有不主动断交的外交原则。在天主教教会方面，教廷派驻在当地的大使，其主要功能是代表教宗联系及管理当地的教会，协助本地教会与政府沟通等。世俗国家与教廷的外交关系，与一般国际关系比较，也相对简单而轻松。驻梵蒂冈大使通常是清望之职，许多国家亦不怕以天主教徒出任，因已将天主教教会视为一般人民团体。在此概念下看台湾与教廷的外交关系，除了天主教教会的相关事务，其实也相对简单而轻松。只是台湾在欧洲仅有教廷这个邦交国，其他都是非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中华民国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又加上了「能见度」这一目的。这个目的在传统及正规的外交关系中是重要的，但在实质外交中，其重要性比不上那些有经贸往来且有利益可交换的欧美大国。
在中国与教廷的历史关系中，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1922年刚恒毅以宗座代表的身份来华，代表教宗管理中国教会，也如同外交使节一样，与中国政府多所接触。其后蔡宁在1933年接任，两任宗座代表的期间自1922至1946，正是中国教会摆脱帝国主义色彩，建立本地教会的阶段。这主要是说明，一般俗世的国与国外交，并不是教廷外交的最重要目的，教廷外交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及维系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关系。在此目的上，也不一定需要正式的教廷大使，非正式的宗座代表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功用。因此以台湾教会为对象，与教廷有正式外交关系与否，对台湾教会影响不大。
另一个教廷与台湾外交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他在台北的使馆是「驻中国使馆」（Inter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在1952年教廷驻华使馆迁到台北来时，教廷当时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当成代表中国的政府。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后，教廷虽然立即将大使撤走，但经于斌枢机及罗光总主教的奔走，一两年后教廷确定继续维持在台北的大使馆，但仅派代办处理与政府交涉及与台湾教会的联系事宜。近几年来，没有总主教头衔的代办，在某种程度上指挥台湾教会的总主教与主教们，感觉起来位阶不够，或是台湾教会主教们的尊严受损。但另一方面这些驻华使馆的代办，离台后通常都出任教廷驻某国的大使，例如上一任代办陆思道（Paul Russell）蒙席，即出任教廷驻土耳其大使，因此可以将近年这些代办当成准大使。
三‧教廷、中国、台湾三边关系
将教廷放在前面是表示以教廷的角度，看其与中国及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正式的说帖中，教廷表明其遵守国际外交主流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入联合国后，教廷立即将驻华大使撤回的原因，但是中国迟迟未与教廷商讨将大使馆重设于北京的议题，因此在「台湾是中国一部份」的概念下，仍暂时将使馆停驻于台北，只是这一暂时已45年。不设大使是表明台湾的地位不足以代表全中国，代办的地位有些像是一般外交中一个重要城市的总领事，因此台湾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是被边缘化的。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前教廷的国务院长索达诺（AngeloRaffaele Sodano）枢机，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只要北京同意，教廷可以将驻台北的中国使馆，立即迁移到北京去。
但是此种一个中国原则只是教廷对华外交的一个面相，或更好说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中国原则是在遵循国际外交主流下形成的，但实际上国际外交如前所述，大致上是将中国视为中国，台湾视为台湾，虽然其中台湾是非正式的。难道教廷体会不出国际外交的真正潮流吗？观察教廷的实际作为，可以看出其作为不一定与其宣称的相同。例如：驻台北的代办似乎并不直接与中国大陆的教会事务有关，他只管理台湾教会的事务，并只与台湾的政府官员接触往来，并不直接涉及中国的政教事务，此类事务是由所谓的香港代办处理的。又例如，教廷在两岸之间经常采取平衡处理的方式，最近在台北故宫举行的「天国的宝藏」展，展出教廷圣器室六十余件文物，就被认为是在文化层面强调与台湾的交流，而于此同时，教廷与中方对话的代表则前往北京，进行一轮轮的商谈。凡此种种，都可看出教廷对两岸的不同政府，有其做而不宣的另一种原则。
在前述互相竞合的两种原则下，教廷一直期待与中国建立或也可说是恢复外交关系，但主动权不在教廷这边。北京方面四十余年来并不想跟教廷建交，才是中梵关系不能建立的真正原因。中国政府从一般外交的思维出发，与教廷建交并没有重要性，过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数十年来达成了她控制及弱化中国教会的目的，难道她愿意为了与教廷建交，而减少她对教会的控制吗？虽然从外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天主教会对国家没有任何威胁，中国政府是对着空气在耍大刀，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个想像的敌手，这是题外话，不是本文的主题。但若中国政府的基本思维如此，她不会愿意减少对宗教的控制，那她就不应该与教廷建交，免得给自己搬上不必要的大石头。除非，对中国政府来说，与教廷建交有宗教信仰之外的其他目的。
台湾在这三边关系中，基本上处在说不上话的位置。所谓教廷与中国建交前，必须先与台湾断交的说法，只是中国政府的外交辞令，用来合理化现况而已。另一方面台湾的外交官员近年来已了解此种处境，在教廷与中国政府接触时不给予压力。同时对教廷的宗教及人道目标，以象征性的捐助及言论表示支持。然后与在罗马念书的中国神职及修女，保持频繁且友善的接触。对教廷而言，台湾外交官友善且理解的做法，其实也会形成一定程度压力，她必须在与中国政府的沟通当中，得到她想要的宗教自由，或至少相当程度的松绑。否则，为何要与中国建交呢？
四‧我们的态度
在中梵建交影响下的台梵关系，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对待宗教及天主教的态度，才是我们最该关心的。如果藉由中梵建交，中国天主教教会乃至各种宗教，都能获得其应有的宗教自由，我们台湾的天主教教徒，都应该乐观其成。基督徒有爱国的权利，但一位基督徒的终极目标是走向天国，世间的国家有其局限性，如圣奥斯定所说，天主之城是超越罗马的。更何况前已述及，台湾的政府在此问题上其立场是：如果中国政府有宗教自由，我们并不反对教廷与中国改善关系。所以台湾天主教徒，不用在此问题上背负与政府不同立场的压力。
在教廷外交实际上是有关当地天主教教会的前提下，是正式外交关系也好，或是派遣宗座代表的准外交关系，对于台湾教会而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更可以期待，基于对台湾政府及教会的尊重，教廷应该派出总主教级的代表驻在台湾，实际上提升对台湾教会的层级，改善过去虽有大使馆但仅派驻代办的不合理状态。转变期中，难免会有因情绪带来的某些阵痛，那就是台湾教会应该为我们的姐妹教会做的牺牲。
反之，若教廷一方在放弃了某些原则的情况下与中国建交，则不一定是我们所乐见的。这些原则是什么？重点有二，首先，天主教教会是主教制的，主教对其教区有绝对的管理权力，因此主教人选的决定权，是教廷一定要坚持的。其二，政教分离。中国现行对基督宗教的政策，是藉由各种层面的控制而弱化教会，若教廷在建交后让政府的控制机制仍然凌驾于主教之上，在政府目的不等同于教会目的的情况下，建交不会带给中国教会什么正面影响。1我们观察最近中国政府对教会愈益深入且持续的监督与干涉，基本上看不出有改变政策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廷应该思考建交能带给中国教会什么。而若不顾这些，又牺牲了台湾教会的感情，只为建交而建交，我们有权利对教廷的外交部门抗议。这不是信理问题，教廷若不能按教会的信仰原则及组织原则行事，我们当然可以表达立场。
五‧两个观察
作为一个台湾天主教徒，我比较关心教廷合理的外交作为，中国及台湾政府的态度不是我最关心的，但三边关系又彼此牵扯的，因此带出以下两个对中国及台湾政府的观察。
中国政府会因为与台湾关系的好坏而决定是否与教廷建交吗？如果中国的外交决策是理性的，应该不会如此。这只会短期给台湾当局制造一些挫折及困扰，同时更拉远了两岸的心理距离，实际上台湾已经很习惯于与各国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国际间也已建立了与台湾的这种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要继续对中国教会的控制，建交实质上对中国没什么好处，因为建交多少要有所让步。中国政府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为何一定要控制教会？将教会当成伟大中国和谐社会的一个成员不成吗？我想普世教会衷心的期盼也就不过如此。
台湾政府会因为中梵建交而受到重大打击吗？其实也不会。首先教廷想与中国建交是公开的秘密，台湾的政府近年来应该已有备案。其次，前已提及与教廷的外交，能见度是最主要的，没有其他经济及政治重大利益，因此也不因此损失何种利益。只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政治实体，且有相当的经贸实力，却老在强邻中国的压制下，不能名正言顺的与各国包括教廷往来，在心理上会愈益增加对中国的敌视感。但国际政治强者的话语权是现实的，在目前台湾只能与各国保持准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若想维系与教廷的正式外交关系，那就好好经营两岸关系吧。
来源：鼎 2016年 冬季号 第36卷 总第183期 中国圣统制70年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