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1876-1958）颁布《我们的每一天》（Quotidie Nos）宗座宪章，宣布成立中国天主教圣统制，为本地教会建立常态的体系。究竟这个决定有何意义？产生了哪些影响？
普世教会内的共同效果
在圣统制下，天主教会在某一国家的常态体系，主要来说是由原来的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所组成，也就是成为本地教会，每个教区有一位正权主教。「主教是由天主制定继承宗徒位者，借赐于他们的圣神被立为教会中的牧人，使之成为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接受圣化、训导及治理的职务，但此类职务就其本质言，非与世界主教团元首及其成员保持圣统之共融则不能执行。」（《天主教法典》375条）
一个总教区与周围几个教区合成一个教省，总主教与主教们互相合作，商讨教区牧灵职务的共同问题，找出解决方案。然而，每位主教对自己的教区有最高而完全的管辖权。
事实上，最有意义的转变，在于正权主教作为地方教会（即各个教区）领导人的权力和角色。圣统制建立后，所有昔日的宗座代牧对教区获得完全而直接的权力，以正权主教身份取代以前的领衔主教。他们不再是「代牧」或教宗的代理人，而是与宗徒的继承人共融，直接负起牧养委托给他们的羊群的责任。对于主教牧职的权力范围，《法典》381条1项列明：
教区主教在委托给自己的教区内，拥有一切为尽牧职所需的，直接的正职权，但依法或由教宗法令所保留于教会最高权力，或其他权力的案件除外。
因此，主教的职责在他们的自己的意识中以及信众的心目中都增加了。
早在教会历史最初的几个世纪已有地方主教团的记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Christus Domini，38）中，决定在世界各地成立地区性或国家性的主教会议或主教团，并在教宗保禄六世1966年签署《圣教会》（Ecclesiae sanctae）自动诏书后实施。它们的运作、权力及职责由1983年《天主教法典》（447-459条）所规定，其中对主教团有以下的定义：
447条-主教团为一常设机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主教们的集合体，为该地区的信众共同执行某些牧灵职务，特别借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传教方式和计划，依法律规定，使教会为人类促进更大的福利。
《法典》449条表明：「惟有教会最高权力，在聆听有关主教后，得成立、取消或改变主教团。」关于主教团的权力，《法典》455条1项指出：「主教团只能在下列事务上制订普通法令：即普通法所已规定者，或宗座自动诏书或因主教团请求而命令者。」在其他情况下，「每位教区主教仍保存完整的管辖权力。」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98年的《宗徒》（Apostolos suos）自动诏书进一步厘清了主教团的职责，尽管每位主教是普世主教团的成员、与罗马主教（教宗）共融，他们不能享有普世主教团（全体主教会议）的训导权。所以，地方主教团不能自行制定关于教义的宣言，而且他们在协助个别主教的同时，不能取代他在教区内的训导权。
在中国的状况
因着1946年天主教圣统制建立而在中国出现的新体系，由所有从前的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后，围绕着总教区所组成；全国分成20个教省，共有20个总教区、79个教区和38个监牧区。在这137个教会辖区里，28个由华籍主教领导，其中21人已接受祝圣。在中国天主教会建立这样一个常态体系，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断努力，不过今天中国的状况又如何？
不幸的是，圣统制建立十年后，在中共政府的外来介入下，被所谓的「民主办教」原则实质上废除了。这是发生于1957年，政府当局在北京召开中国天主教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1957年7月17日至8月2日）。此会议被视为中国教会最高的权力机构，表决通过了天主教爱国会的章程，并于8月3日选出了它的领导人及常设委员会。（参阅「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编，1957；《广扬》半月刊，「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专辑」，页13-15。）
可是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爱国会领导人的手里，他们受中国政府的宗教局（今天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及「三自教会」原则所完全控制。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中，澄清天主教会对这一点的立场：
考虑到「耶稣（建立教会）的原意」充分显示出，某些由国家设立、并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众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根据道理，教会是「宗徒的」，梵二大公会议也重申了的这一点。……上述机构所宣称自己的宗旨为，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也是无法调和的。而天主教会按自古以来的信条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第7号）
邓小平在1978年底实施经济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开始对天主教会的结构和地理分布产生影响。返回堂区工作的老神父和新一代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数目很有限，不足以照顾教会原来范围的牧灵需要。再者，传统的天主教活动中心和地区被经济快速成长的邻近城市所取代，城市的经济活动在中国社会占有首要地位。鉴于这些因素，中国政府当局不仅对某些省份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也对宗教事务实行控制，开始消除教区之间的差异，将某些主教府迁移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或整合一些教区，甚至一个行政省份变成一个教区。
故此，中国天主教圣统制的常态体系实际上消失了：不同教会辖区之间的差别被废除，一律称为「教区」，教省不再存在。
后来，仿效普世教会做法的所谓「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了。事实上，中国天主教第三次代表会议（1980年5月21日至30日）通过成立「主教团」，但它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它的成员由天主教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与爱国会一起成为中国教会的行政机关──「一会一团」，尽管它们正式和官方而言是隶属于上述全国代表会议。「一会一团」的领导层通常是同一群人，他们从属于政府宗教事务官员。
非官方的主教于1989年11月21日同样尝试成立自己的主教团，但同样未得到罗马教廷的正式认可。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与非官方主教团，均不被教廷承认，因为它们不包括所有有权加入的主教，却包括其他无权加入者。正如教宗本笃2007年牧函的第8号表明：「主教团是一国家内所有主教间弟兄的共融。主教团研讨国内教义和牧民方面对教会整体有重要性的议题，却不干涉各主教在其教区日常及直接职权的行使。」
教廷认为中国天主教会目前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及所谓的「民主组织」，与天主教的性质和教义不兼容。于是，罗马维持着中国教会原来的常态体系，即1946年建立的中国天主教圣统制。然而，它对未来与中国当局磋商这个问题抱持开放态度，并等待适当的时机。本笃十六世2007年的牧函清楚阐明了这一点：
近五十年来，政府在行政上作了很多改变，因此也影响了某些教省。按照新行政区的划分，有些教区被取消了、有些被重组或修改了辖区范围。有关这一问题，我要申明，圣座愿意与中国主教们作开放且建设性的对话，解决教省和分区问题，如果有必要，也愿同政府磋商。（第11号）
中国教会圣统制成立七十周年，该当是我们反省和处理这些相关问题的良好时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