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在教内报章之发表，本为邀请教内弟兄姐妹多为中梵交谈而祈祷，却引发了社会上不少媒体报导和教内外人士的回应和评论，相信这是因为中梵关系不单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中国教会与圣座所代表的普世教会之间的共融问题，两个层面虽有所不同，却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面对这么复杂的中梵关系，不同的角度带来不同的思考是可以预期的。因此，莫哲暐弟兄从政治学和伦理学对拙文发出不少疑问，值得讨论。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正如拙文的标题开宗明义指出，本人关心的是教会学的问题，即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融的问题。香港教会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地理上亦是中国教会的一份子，故对于如何发挥桥樑的角色，并促进双方的共融，实在责无旁贷。基于这份使命感，拙文希望教内弟兄姐妹除了为此献祷外，也同时欣赏圣座在不违背信仰的原则下，透过交谈，致力化解目前中国教会所处的困境。当中首要的就是主教任命的问题，只要将来的中国主教的任命得到政府的认同，亦保留教宗最终的任命权，便可保证中国教会将来不会出现「自选自圣」或「非法祝圣」主教的情况。接着便是如何处理目前七位自选自圣主教与圣座共融的问题，以及三十多位地下主教得到政府承认的问题。假若这些歷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中国教会的主教便可一方面与圣座保持共融，另一方面可自由地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全面履行牧职，带领全体信众建立一个共融的本地教会。
对于拙文所介绍的进程，有人认为过于乐观。本人从事中国教会研究三十多年，当然明白中国教会所面对的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不过，正如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言：「中国天主教会的使命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在履行其使命中依靠天主大能的助佑向人宣扬基督──世界的救主。」（《致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信函，2007年）故本人仍一贯地主张在目前处境中积极地寻找体现教会之为教会的自由。圣座多年来耐心地与北京进行外交对话，正是为了确保中国教会能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对中国政府现况的瞭解，本人多次强调中梵关系的发展是艰鉅而漫长的过程，目标并不只是外交上一纸协议或声明，而是中国教会生活全面的正常化，当中并不应被视作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投诚。「教会的歷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共融必经痛苦挣扎的修和才能达成。事实上，要以被钉死而又復活了的耶稣之名忘记过去、宽恕曾加害我们者、忘掉所受委屈、在爱德中实践和好……，使中国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繫能展显出来，并使之成长，是必须而又急迫的。」（《致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信函，2007年）
最后，本人藉此机会特别感谢那些关心中国教会的兄弟姊妹，团结在教宗左右、信任他、支持他；也信任他的外交团队、支持他们与北京对话。为了中国教会的共融，中梵关系的发展确实需要这个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