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路透社刊登一篇对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专访，采访中教宗称，对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改善感到乐观。据此前海外媒体报道，梵蒂冈天主教会与中国政府已经秘密谈判三年，双方快要达成历史性协议。这协议一旦达成，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对中国和相关各方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就近期影响而言，此一事件将意味着北京的重大外交胜利和台湾的重大外交挫败。
自中共建政之初起，梵蒂冈与中国就不存在外交关系。梵蒂冈是目前台湾仅存的18个“邦交国”之一。虽是弹丸之国，但因天主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而且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对台湾而言，其重要性远非一般邦交国可以相比。梵蒂冈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对台湾而言，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面对中梵关系的发展前景，台湾焦虑不安，已通过各种方式，游说梵蒂冈，表达台湾的关切和立场。
目前来看，台湾的努力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相对于2300万人的台湾来说，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如果只能在两者之间择一，则任何明智的人都会选大弃小。因为推广教会与开拓市场的思维逻辑是相同的，即总是受众愈多愈好。
就长远而言，此一事件将对中国大陆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未来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据称，北京坚持中梵要达成协议必须满足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梵蒂冈不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而梵蒂冈已决定在主教任命权上让步，可能做好接受北京任命的爱国主教的准备。不久前有梵蒂冈高层称：中国是一个“非凡国家”。
梵蒂冈向北京让步引起天主教会内诸多批评。有香港的教会人士指责，梵蒂冈出卖了教会。这种批评似乎从反面证明，北京将成为这一交易的赢家：有神论的梵蒂冈教会向无神论的中共屈服，放弃原则，接受北京的条件。
那些在此事上指责梵蒂冈的人，显然缺乏政治智慧。前些年，香港为普选问题闹得满城风雨，当时这些教会人士也是持偏激立场，主张绝不妥协，结果不仅提名问题上未达目的，连原本可以有的一人一票的普选也成泡影，令一班非建制派人士后悔莫及。
其实，对梵蒂冈教会而言，这是一个务实、具有远见的选择。对梵蒂冈来说，中国大陆是一片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倘若能够将其教会版图扩展到中国大陆，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一占人类几分之一的人群中，这在天主教史上是名标史册的伟大功绩。
中国自中共建政后与梵蒂冈断交，原有天主教徒被纳入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其主教直接由北京任命。后来出现的天主教地下教会，一直不被官方承认。据指大陆地下天主教徒的人数超过千万，他们忠于梵蒂冈，其主教由梵蒂冈任命，却一直被中国官方认为非法。
梵蒂冈有关人士对媒体解释对北京作出让步的原因：“中国并不存在两个教会，只存在两个信徒社团。他们现在被召唤完成和解，实现逐渐走上统一团结之路。”很显然，梵蒂冈是希望以某种妥协，而取消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的区别，使地下教会合法化。
无论梵蒂冈与北京就未来中国主教的任命程序达成怎样的“共识”，是先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确定人选，最后由教宗认可，还是采用其他方式，这都意味着中共将首次正式承认罗马教宗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最高首领，中国天主教会属于其管辖范围。
更重要的是，即便事实上，在中国主教的任命上，梵蒂冈可能只有橡皮图章或备案的功能，但在教徒和常人看来，这样一种教权关系意味着神权高于世俗权力，教宗最后认定的权力至高无上，而世俗权力居于其下，似乎只有“请求认可”的推荐权。
这样一种关系一旦确立，其意义将是深远的。天主教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天主教会是一个有最高首领，有组织结构，有理论体系，有无数忠诚信众的超国家的实体，从上至下，统而为一，组织严密。每逢教宗出访一地，万人空巷，举国若狂，奉若神明。
一旦中国的教会被统一纳入到梵蒂冈教会的体系中，这样一个教会“中央”将在事实上与世俗“中央”分庭抗礼，并以其最终确认权凌驾于世俗“中央”的推荐权之上。
现在的梵蒂冈教会已经变得小心翼翼，力求避免干涉世俗政权的事务。在严控意识形态的中国，中梵建交之后，天主教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中共在政治控制和社会维稳上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在中国，那些宗教界人士通常是各级政协的成员，特别是高层人士，其政治和生活待遇被纳入公职人员的体系，他们接受党的指示，必须不时作出政治拥护的表示。
但是，无论当局的政治控制如何精致，无论中国天主教高层人士如何“爱国”和“拥护中央”，中梵一旦建交，有一点将是不言而喻的：梵蒂冈将合法地成为数千万中国教徒向往的圣地和意识形态传播中心。这对试图维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中共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