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有关中共地下党基督徒文件（一）学者指青年是统战重点
【天亚社．香港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邢福增教授，长期关注跟中共基督教地下工作相关的史料，借此确定在中国基督教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及进步基督徒的位置，还原其面貌。
五月七日，邢教授在由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宗文社），和基督教研究中心合办的「徘徊于耶共之间：解密中共地下党基督徒」的讲座中，详述了他的研究。
身兼宗文社社长的邢教授在会上说，一九五零年七月廿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文件，是中共建国后首份针对基督教的政策文件。文件包括八个部分，陈述了中央对天主教及基督教工作的基本立场及具体措施。「但其中第七项却仅得『七、』并加有附注：『此处编者有删略』。」
邢教授表示，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接触有关文件，那时他已在做有关四九年内中共关注基督教的研究，「直觉告诉我，删略的内容是有关地下党基督徒的」。
后来他在旧书摊找到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成的《统战政策文件汇编》，内里收集了很多与宗教有关却未曾公开的资料，也有上述被删略了的内容。
在查对下，邢教授发现被略去的第七项原文主题是「党员信教者」，「内容是有关在四九年中共建国后，这些潜伏在教会内、有双重身份的『忠实可靠的党员』要继续留在教会内执行任务，他们不需要公开身份，也不会转移他们的工作岗位」。
他指出，在中共的部署之下，地下党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但在中共建国后，这群人竟然不能回复自己原有的身分，「即在中共眼中，原来跟基督教斗争的工作，即使在中共建国后，仍然要持续下去」。
不过，他指出，在一九四一年中共建国前的一份文件中，已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组织来组织群众，也强调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即地下党组。
埋伏于基督教的「灰线」
邢教授又在讲座上，介绍了「线」这名词，指是中国地下工作的专有名词。而「线」的活动主要在不同公开组织内进行，借此掩护。
邢续说，他们又会分「红线」和「灰线」：前者是公开的左派组织；而后者是外表看不出有共产党存在的组织，但内里则有地下党员。
他续说，共产党是很重视组织的政治组织，在每一个行政级别，从中央到省、市、县、村、区，以至每一个单位，如国营企业、大学等都会有党的组织存在，「他们如上帝一样，无处不在」。
邢教授笑说，他常以《诗篇》（139:7）形容共产党，「我往哪里去躲避『党的脸』？」，「其实在中国是躲避不了的，在每一个级别、单位，尤其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一定摆脱不了党的组织。直到今天，他们仍会鼓励更多的党组织成立」，他在北京一个商业大厦中就有见过党组的存在。
他又说，地下党员三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就如《圣经》上说，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祂就临在」。人数多时，可以多过一个平行支部，而支部与支部、小组与小组间没有横线联系，「他们称为单线联系，垂直领导」，大家不会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即使有支部被发现，也不会牵连到其他支部外，也可监察对方」。
在基督教青年、学生团体掺沙子
在研究这些历史时，邢教授发现，在中共建国前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无论是全国以至各地的分会，甚至包括基督教内的宗派、教会的大、中、小学，都会有中共「掺沙子」，建立地下工作的重要灰线。
他们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他们会「利用原有的灰色、合法团体和传统的活动方式」来掩饰，以便长期斗争。
他续指，成功掺沙子的组织还有学生公社，因为当时国共内战，很多学生很困难，而公社得到外国资金支持，帮助及救济学生，所以成功渗透。根据他们的说法：「实际上，学生公社的主要领导权都掌握在地下党手里，负责人多数是党员。」
邢教授续说，基督教的地下工作，除成功渗透，对中共建国前的斗争工作起了作用外，也为中共建国后对基督教的控制与改造，提供了重要的领导干部。「所以为何在建国后，党员要继续留在教会内工作，因为中共要借着三自运动改造教会，而那些潜伏党员就继续以牧师等身份发挥领导地位。」
邢教授又引述了一篇未被公开过的文章。该文章由一位对三自运动发展熟悉、笔名为「旅人」的老人所撰写的，是其在晚年回顾他参与三自运动的一些经历，在文中他总结整个运动，并提及到有两股力量「起著核心和重大作用的」，就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中华圣公会。
他指出，「旅人」表示，环顾全国和地方的「三自」组织，凡是有青年会的地方，都是青年会干事掌实权。「即建国后，全国的三自组织内，重要掌实权的人，都是青年会的人。」而「旅人」又指出，在全国和地方的三自组织上，圣公会或和圣公会有关系的人，也「得到特别重用」。
邢教授介绍，基督教青年会早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首先在重要城市成立会址，继而再到教会学校组织青年会。而青年会主要从事有关西方文化的传播活动，对象是中国青年和学生，其发展也很理想，为日后基督教的青年工作打好基础。
而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后，他们最想青年和学生成为党员。而他们发觉基督教的青年工作已有相当的规模，故此，他们要发展党员，青年会和基督教必须是他们处理，甚至是斗争的对象。
所以在一九二六年，中共青年团的一份文件说明要破坏青年会。文件明确提出「利用青年会的工作来破坏一般青年对于青年会的信用」，「使中国的青年不受青年会的支配」。
【天亚社．香港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指出，当年中共建国前后，有基督徒因对教会失望，认为「上帝把拯救人类的钥匙从教会手中拿走」，从而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教授劝吁基督徒要对社会有持平的认识，不该像当年投共青年般迷失了自己。
五月七日，邢教授在「徘徊于耶共之间：解密中共地下党基督徒」的讲座上，介绍了一些在中共建国前后出现过的地下党基督徒人物，以及他们是如何从教会团体中被「打进去」和「拉出来」。
他解释，中共地下党员有两种破坏教会的方法，就是「打进去」及「拉出来」。「打进去」是中共派人以「基督徒」身分作掩饰，渗透进教会及基督教团体内；「拉出来」即指原为中共地下党员进到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后，物色对象，找到认同中共者，便将其发展成为党员。
红色基督徒
邢教授在讲座上，介绍了一些信教者如何转为地下党员继续潜伏在教会内；又或原为党员如何「掺沙子」进到教会内的经过。其中一位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职位最高、后成为党员的阎宝航。
阎氏在奉天（今沈阳）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时便受洗，并先后在国内不同城市担任青年会的练习干事和干事。其后，获青年会保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进修。回国后，即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首批任总干事职的中国人，足见「他是青年会重点栽培的对象」。
阎氏受五四运动影响，对社会问题及新思潮有极大关注，期后认识到中共派往奉天的朝鲜族党员韩乐然，进一步认识了共产主义。阎氏受到当年时局刺激，于一九二七年表示有意入党，但转折了十年后才正式加入，是被「拉出来」成为地下党员的例子。
中华圣公会方面，最早跟中共建立组织关系的圣品应是浦化人及董建吾两位牧师。浦化人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年后，获派往新开发的陕西教区做开荒工作。他可说是中华圣公会内最早成为党员的牧师。
邢教授指出，浦化人早期深信「基督教救国论」；但在一九二七年往苏联考察三个月后，他却对苏联及共产主义起了极大变化，在归国途中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党后，他一方面继续在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军阀冯玉祥处担任随军牧师，同时也以牧师身分作掩饰为地下党工作。
邢氏指出，从当时不少关心社会的基督徒由「耶」入「马」的历程，反映出他们「面对国家存亡，对基督教救国理想的崩解，从而受到共产主义救国理想所吸引。」
另一位圣公会牧师董建吾也有着同类情况，并受浦化人影响入了党。
邢教授强调，浦、董两位「红色牧师」因着不同原因，在教会只留了一段时间后便转移了工作，没再留在教会内。
他续指，在基督教内，最早遭中共拉走的，都是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士，他们的转变反映出对教会的失望。
吁持平看待社会
讲座答问环节上，有人问到作为基督徒该如何面对中共的渗透。邢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能打入基督教的其中一个缺口，是因为一群对教会失望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教会「离地」、堕落，「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可以做的是，就信仰对社会的关系、责任和角色，有一个持平的认识和了解」。
他续指，被称为「爱国爱教」的典范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其发起人吴耀宗曾说过，「上帝把拯救人类的钥匙从教会手中拿走；意思是他曾相信教会是可以拯救人类，只现在连上帝都不相信教会，把拯救人类的钥匙交到共党手中」。
这位教授还说，所以，「不要让自己像当时投共的青年一样，对教会失望，继而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当然，今日的我们不一定会投共，因为今日的共产党也不是理想的化身，但我们需要紧守着自己的信仰身份。」
邢教授对天亚社说，整个研究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确定某人是不是地下党员。
他又说，在现今的中国大陆和香港教会里，地下党员仍有其影响力和角色。「尤其在大陆，那传统一直没间断过，所以在三自组织里掌权的，一定是他们的人」。
不过，他不讳言，现在的中共不会只靠地下党员，也不一定要外人成为党员，「只需爱国便可以。因为他们明白，不用党员也能发挥作用，所以他们会栽培更多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