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不久前，我和一位学者修士合作为某团体带领了年度避静，主题和方式是选择十位土生土长的中国教会历史人物，包括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男性和女性、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殉道者和教育家，通过回顾他们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所做出的贡献和所留下的遗憾，反省今日中国教会的问题与挑战、希望和机遇。如下是这十位教会历史人物的简单背景介绍和带给笔者的启发和反思——
一、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明末高官，科学家，和杨廷筠、李之藻并称“中国天主教会的三大柱石”，对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福传工作贡献良多
1．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圣人就是能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徐光启乃其中之一也！
2．他是学者也是官员，是教徒也是传教士的朋友，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亲自下地做红薯种植试验），但他的心却始终如一地为国家、教会、民族而奉献、奋斗。
3．将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而且对西学保持开放态度和认真钻研的精神。
4．面对一个腐败没落、独裁专制的晚明王朝，他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也忠于自己的信仰。
5．今天的我们，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我们该如何去既做中国人，又做基督徒？
二、徐甘第大：1607-1680，徐光启的孙女，贵族出身，但却一身用自己的精力和财力为教会的福传、为服务穷人而努力。
1．路加福音8：1-4中所记载的那些“用自己的财产资助”耶稣的妇女，应该是像徐甘第大这样的“贵族妇女”。
2．我能想到的另一位教会历史中的女性就是匈牙利的圣依撒伯尔（1207-1231）：14岁结婚，稍后守寡，用自己的财产周济穷人，帮助教会，直到24岁去世。
3．今天教会中，大多数投身于服务、福传工作的是女性，包括修女、贞女、平信徒。但教会长期以来却被“大男子主义”所束缚，不公平地对待了我们的女性。如今，教宗方济各在不断提高女性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领导和决策地位与角色的女性：第一位梵蒂冈博物馆女馆长Barbara Jatta，第一位新闻室女副主任Paloma Garcia Ovejero，但这是他费了好多时间“说服”反对者后的结果。
4．作为司铎和修士的我们，是如何看待和对待身边的女性教友、修女们的呢？我们脑海中有没有其实让男性受害更多的“大男子主义”呢？
三、罗文藻：1615-1691，福建福安人，道明会会士，中国第一位华人主教
1．作为中国人，他曾为中国的礼仪和文化辩护，但却无力回天。
2．临危受命，但晋牧的过程艰辛曲折，被拖延了十年时间，突显出当时外籍传教士对国籍神职人员的不放心甚至担心：1）才学不够，2）倾向耶稣会的传教路线。
3．自罗文藻于1685年晋牧，到1926年6位中国神父在梵蒂冈晋牧，中间间隔241年，而这得益于本笃十五1919年发表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刚恒毅总主教和雷鸣远神父等人的不懈努力。
4．当年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有多少是关于信仰和福音的，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外交利益的（1494年托德西拉斯条约，将地球划分为东西两半，形成葡萄牙、西班牙各管一半，但西边的巴西、东边的菲律宾却成了例外，导致葡、西二国分别支持下的不同传教修会之间各为其主的格局）。
5．今天的中国教会内的矛盾、分裂又有多少真的是关于福音和信仰，又有多少是出于个人恩怨、利益分配？
6．德日进神父：“将来唯一对人有可能的宗教就是在一开始便教导我们认识、关爱、服务我们也属于其中的整个宇宙”，而不是只为某个“教派”和“体制”奋斗！
四、李自标：1760-1828，甘肃凉州人，曾在意大利神父马国贤（Matteo Ripa）神父帮助下，和一批中国修生到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并晋铎，后随同英国公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回国，做乾隆皇帝和马公使的翻译，后留在国内传教，一直到去世
1．当年的马国贤神父为中国教会所做的，就如同今天美国的马利诺会、德国的圣言会、罗马的各个宗座大学、菲律宾教会、台湾博敏神学院等等，为中国教会所做的：在海外培养人才！
2．李自标为国家、为教会勇敢担当，而不是选择逃避和退缩的表样值得我们学习。
3．李自标在当时虽然不是什么杰出的人才，但在社会上找不到其他可用之人时，他就是无可替代的人才（当年许多传教士都曾为中国政府和外国使团担任翻译员）。而这也是五十年前全球教会的现象：教会是社会的大动脉，人才的摇篮，但今天却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曾经有过的“优越感”似乎一去不复返！
4．曾经只有教会人士能做的，如今社会大众都在做，而且做的更好，我们应该感到欣慰，而不应该感到失落：因为我们曾经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今应该把目光转向其它社会大众所需要，但无人能做的事情：心灵的皈依和提升！
5．面对“优越感”不再的现状，我们做会士、司铎甚至基督徒的目标如果不调整、提升，就无法继续向前。过去数十年来欧美各国的圣召危机就是例子，中国也正在步其后尘。问题是我们找到新的目标和方向了吗？也就是说找到新的“圣召”意义和价值了吗？
五、周文谟：1752-1801，江苏昆山人，在北京读神学并晋铎，后受北京主教汤士选（Gouvea）派遣，赴朝鲜传教，成效显著，1801年为信仰流血牺牲
1．周文谟在朝鲜为信仰殉道的英雄事迹让我想到了《沉默》这部电影。特别想起那位井上大人咬牙切齿地对罗德里格斯神父说的那句话：“你的宗教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不惜风餐露宿来抓捕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徒。问题来了：这个官员是个好官呢还是个坏官呢？当年因礼仪之争宣布禁教的康熙皇帝是个好皇帝还是个坏皇帝？今天不许教会给小孩子办要理班的政府官员是好官还是坏官？……
2．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殉道者从未减少过，而起因不外是迫害者（不论是一国政府还是其他宗教人士）认为基督徒或基督信仰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危险。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印度瑜伽大师、著名灵修学家萨古鲁（Sadhguru）的话：“不幸的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往往被人为地改造成了一套信念系统，于是不同的系统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宗教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内在的转变和皈依！”
3．人类在达到集体觉悟（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进化过程，我们基督信仰能为此做些什么呢？我们能避免只“传教”却不“传福音”的陷阱吗？（参见谷15：16：“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不是“你们到教外人那里去，向他们传教！”）
六、林昭：1817-1858，来自贵州晴龙县，和来自四川绵阳的易贞美贞女（1815-1862）有许多共同的经历：福传、奉献、致命、封圣，但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修女
1．贞女在早期教会就有，如宗21：9记载的执事菲理伯的四个女儿都是贞女。教会什么时候有了修女一说，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贞女的历史比修女的早很多，而且一直都有。
2．福建有好几百贞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长乐松下的“大姑妈”（原名林玉枕），远超过主教和神父。
3．教会历史中的贞女，如西耶纳的加大丽娜（1347-1380）、圣女贞德（1412-1431），曾在男人们一败涂地、一塌糊涂的危难时期，挺身而出，挽救国家、促进教会的合一，而今天又有多少时候，也恰好是男人在搞乱教会和社会，留给女性们来收拾残局呢？我们今天又是如何对待教会中的女性的呢？
七、席胜魔：1835-1896，原名子直，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人，从一个鸦片瘾君子，成为基督徒，并被按立为基督新教的牧师，建立了许多戒毒中心来帮助吸毒者重新做人
1．席胜魔的经历让我首先想到了从美国发起AA（Alcoholic Anonymous）的Bill Wilson：曾经因酗酒而荒废学业、生意失败的他，在基督信仰的帮助下，和Bob Smith 于1935年立志为更多酗酒者提供身心灵的帮助。他们建立的十二步骤如今也成了其他瘾患者戒毒、戒酒、戒黄的步骤：
第一步：“我们承认，在对待酒瘾的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
第二步：“认识到有一种超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它能够让我们恢复正常心智。”
第三步：“决定将我们的愿望和生活托付给我们各自所理解的‘上苍’照管。”
第四步：“做一次彻底和勇敢的自我道德反省。”
第五步：“向‘上苍’、向自己、向他人承认自己错误的实质。”
第六步：“做好让‘上苍’除掉我们性格中一切弱点的准备。”
第七步：“谦卑地请求‘上苍’除掉我们的缺点。”
第八步：“列出曾经受到我们伤害的人的姓名，自觉愿意向每一个人承认错误。”
第九步：“在不伤害这些人或其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向他们弥补过失。”
第十步：“不断检讨自己，只要做错了事，就立即承认。”
第十一步：“通过祈祷和冥想，增强与我们所理解的‘上苍’的交流，只求理解他对我们的旨意，并获得遵照他的旨意去做的力量。”
第十二步：“在实行这些步骤并获得精神上的觉醒后，设法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其他嗜酒者，并在一切日常事务中贯彻这些原则。”
2．放眼全球教会和中国教会，在我们当今的神职和修道队伍中，有多少人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酒鬼”，但谁来拯救我们？我们在用酒精掩盖和麻醉着什么问题？我们敢于采用AA的十二步骤来帮助自己戒酒、戒烟、戒……吗？
3．上瘾是身体和心智两个方面的病，所以不能只依赖医疗帮助，也必须要有心灵的治愈。只有自己先获得治愈，才能帮助他人。席胜魔、Wilson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
八、曾宝荪：1893-1978，湖南湘乡县人，曾国藩曾孙女，中学期间接受基督信仰，曾接受良好教育并一生以教育为业，终身未婚，可谓基督新教中的贞女
1．生命中遇到不少的贵人：祖母和父亲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巴路易女士（Louis Barnes）——杭州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在曾宝荪“惹麻烦”后，不是简单地开除她，而是找她谈话聊天，发现是个有理想、有思想的女孩后，毅然决然地送她到海外读书，而且一直陪伴、支持她以后的教育事业，一直到自己去世为止。
2．正是受这些贵人的影响，也可能是出于对贵人的感恩知恩，曾自己又成了许多人的贵人，创办艺芳女子学校，百折不挠地为女孩子们的教育而不遗余力。我们在圣召和信仰道路上，曾遇到过哪些贵人？我们是否愿意做别人的贵人？
3．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中西文化兼容并蓄、择优取用；“三不原则”（不斥责、不退学、不监考）；让学生民主自治。同中国的马相伯、英国的纽曼枢机可以相提并论。
4．今天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在犯罪！我们教会的培育方式和理念呢？
九、苏雪林：1897-1999，浙江省瑞安县人，在留学法期间加入天主教会，一生著作颇多，献身教育事业，可谓中国教会中的才女，但个人的婚姻生活却相当悲剧
1．生活在一个扭曲的封建家长（特别是祖母）制掌控下的家庭中，曾为了争取读书而以死相争。
2．在包办婚姻的强迫下，与另一个来自问题家庭的才子张宝龄很不情愿地结婚，过了长达数十年活守寡的悲剧性婚姻生活，103岁时在台湾去世（张宝龄比她早三十多年在北京病逝）。从外人的眼光中看，苏、张二人可谓才郎、貌女，天生一对，但个中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今社会，又有多少这样貌似幸福实则悲剧的人生？
3．她对鲁迅从敬仰、羡慕变为批判、鞭挞，只是由于人生观、社会观、信仰观的不同吗？个人原因占了多少比重？
4．家庭、社会、文化、甚至教会中的“原罪”在苏雪林、张宝龄的身上一目了然。在我们的身上呢？
十、田耕莘：1890-1967，山东阳谷人，圣言会会士，天主教会第一位东亚枢机主教，1949年流亡海外，后出任台北教区总主教直到去世
1．一位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智商一般、学历不高、貌不惊人，晋铎后加入修会，历经堂区司铎、阳谷监牧、青岛主教、北京总主教、枢机主教，可谓一路顺风，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尊敬甚至羡慕，这绝对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
2．即使在1946年从罗马回国途径美国期间，因为是东亚第一位枢机主教，出尽了风头，享受了莫大的荣誉。然而，1949年却因政权交替出现了“断崖式”的人生转变，不得不流亡海外，不但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且背上了“逃兵”的骂名，直到1959年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上任后，才获任台北总主教。
3．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中梵台关系），我们都像当年的田耕莘一样，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但他所表现出来的是随遇而安的心态，而且始终以一个慈祥、微笑的面孔面对所有人、事。他懂得谦卑聆听、非暴力对话、理解他人的软弱（在流亡美国期间，对北京教区李君武代理主教等人的辩护）。
4．他不是一个学者，但他绝对是一个牧者！今天的教会正在呼唤着好牧人的到来，而不是只有学者和官员作风的神职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