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主教会持续出现在各丑闻的头条时，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奇特而适时的位置上，就是我正在跟福特汉姆大学的学生上一门神学课，题为「在争议中的教会」。
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去查证在教会里从古到今出现过的争议，包括从四世纪有关基督论的辩论到当代有关性侵犯的危机。而这教会是声称把天主的真实临在传递给世界的一个组织。
事实上，教会是我遇上天主的地方。这相遇深刻得让我奉献自己的工作，从天主教传统中出发去研究和教授神学，这包括圣依纳爵神操、泰泽祈祷，以及我喜爱的神学家从经文获得的预言和释放的线索等。
但这些日子，我感到跟教会的关系变得脆弱、紧张。我看见我们教会的结构和文化变得含糊，而不是具启发性的天主奥蹟。
我发现自己茫然失措，对圣统制领导层、政治上的暗斗，强烈不满；以及即使是怀着善意但不冷不热的改革要求，都未能处理好我们深层的破碎感。
当这些争议威胁到我跟教会的关系时，我怎样才能让我的学生对「争议中的教会」有所了解？
我跟同事开玩笑说，这门课的副标题可以是「教授每周两次宣泄她的感情包袱」。撇开玩笑不说，我私下担忧对这些争议进行诚实的讨论，将使我学生的幻想破灭，会感到像在抨击教会，造成他们失去对信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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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班上有十九位学生。我们把座位排成两个同心半圆。一位学生主修神学，两位副修「天主教研究」，其他的只为完成神学所需要的学分。
他们中有些是校内弥撒的辅祭；有些在天主教家庭长大，但已不再实践信仰生活；还有一小撮属于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还有少数是不可知论者。
学期开首的数星期，我们以一些历史事件热身：早期教会的团体结构松散；期后跟罗马帝国建立关系，教会开始体制化；宗教改革；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训导权（这理论直到一八七零年才获确立！）。
天主教学生对这些材料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很大程度上假定，他们那「铁板一块」的机构一直就如现在所见般运作。
历史观把我们的学生从对传统过度僵硬的了解中释放出来。事实上，这传统仍是富有活力和不断在发展中。
我教授早期教会的这些争议，是想给学生意识到教会如何走到当下，而他们又把这讨论推进一步——用过去的先例来想像教会未来可能发生的演变，或从往事中开拓出更有生气的实践方法。
班上一位不可知论者学生，由犹太父母抚养长大。他描写《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上的「原始的喜乐感」，并表达对不同宗教之间持续开放的希望。
有些女学生对早期教会女性的领导地位欢呼喝彩，并以家庭教会和女性执事为例，以建构她们对提升女性在今天教会内管治地位的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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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教会』一词时，指的是谁？」
这问题成了重复句，我不断借用它在学生的文章和口头报告中挑战他们。
当他们说「教会」时，他们指的是圣统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懒惰的「简短回答」。这反映出大多数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是如何以类似的方式感知教会的。只有领导们被算在内。
「教徒也算在教会内吗？你们这些自认是天主教徒的人把自己算作是教会的一分子吗？」
起初，他们认为我在卖弄学问，但最终情况不同。持续不断追问我们说的「教会」到底是甚么时，重构出在研究有关的争议时我们听到谁的声音。
我把主教们与教宗们所颁发的训导文件分发给学生，但我们也阅读从事学术的神学家的文章、持异议的天主教活动家的论文、新闻报道，以及平信徒的个人见证。
这做法带来明显的不一样，尤其在我那些同性恋女学生中。
她们中许多人认为，她们必须在天主教徒和性别身分之间作出选择，而两者是互不相容。我们阅读美国主教团和信理部发出的文件，当中展示出对性别的教会训导，我从她们脸上及反应中看到，作为被认定为「本质失序」者的痛苦和挫折。
不过，我们也浏览了「在圣保禄宗徒堂出柜」的网站，并读了德布．沃德（Deb Word）的一篇散文。沃德是天主教社运家；她的儿子是一位同性恋者，会庇护那些无家可归的同性恋青年。
所有这些声音构成了「教会」。亚纳（Hannah）是学生活跃分子，曾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和萨尔瓦多参与社会正义计划。她在课程结束时宣布，这些材料让她感到跟教会更相连。
就是在这些日子中，我感到更多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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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开始学习当代的争议，一对一的正式交谈时间转为私底下的。曾就读于天主教高中的学生来访得最为频繁。
我经常出乎意料地听到，「我获得的教育总是说天主教会是完美的。我没有意识到会有争议和不一致」。我惊讶地得知，我几位学生在这学期已开始参加校内的弥撒圣祭。
另一些学生则更情绪化，分享他们在堂区、教理小组和天主教学校所受到的伤害。许多学生问我关于我的信仰：我为何选择学习神学？我为甚么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我尽力诚实地回答，没有把它变成一集播放感情包袱的剧集。
那天，我们读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九四年颁布的《司铎圣秩》宗座牧函，明确表示「司铎圣秩只保留给男性」。学生每天的观点陈述都让人震惊。我坐在学生的座位，劳拉（Laura）站在讲台上，她嗓音发抖但带着明显的愤怒。
她所选择的每个词汇都精确地传达出文章的论点，以及她对这些论点的本能反应。
她描述自己在天主教女子高中就读时，曾感到被赋予权力并受到鼓励，「我认为我能做任何事」。读这篇禁止妇女晋铎的官方声明后，让她想起在堂区青年团体中的一次经历。
一名同龄的男性取笑她，坚称在教会内女性该顺从男性。青年团体的领袖试图平息这局面，但不能反驳这声称。劳拉从此再没有回教会。
我几乎要流泪，但我深吸一口气。回到教室前面我自己的座位上，我感谢劳拉勇敢而诚实的陈述，并安排推进了一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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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看《聚焦》（港译《焦点追击》；台译《惊爆焦点》）这部电影，作为「性侵危机」单元的开始。我预先提醒每一位：这材料是沉重且黑暗。接下来的课堂讨论充满活力——甚至我那些「最安静」的学生也有发言。
「这些教区……支付性侵司铎退休金；然后……他们支付说客去反对延长性侵指控的诉讼时效？！」达味（David）将来自《纽约时报》不同文章的这两条信息拼凑在一起。整个教室漫延着厌恶感。
在天主教新闻中，我看到很少坦率的讨论或分析，是有关于我认为隐瞒文化中最明显和相互关连的因素，就是强制性独身和经常性的违规行为、清一色的男性司铎职，以及教会教导谴责同性恋。
对「神权主义」的委婉批评避免了这些引火自焚的主题；与此同时，两极化的思想家又试图把全部危机归在其中的一个因素上。我希望我的学生能进行细致入微、见多识广的交谈，但我很难找到我们可以倚重作为分析的阅读材料。
我决定发给学生四篇由弥额尔．博伊尔（Michael Boyle）撰写的博文。他曾经是修生，并谨慎而坦率地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我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博文不是学术界内由同侪评审的期刊，或主流新闻的消息来源。但正因为对已确立的权威缺少尊重，也让博客们更自由地以学者与记者所不能的方式挑战现状。
我从未如此紧张地走进教室，我感到我仿佛要对教会的重大禁忌打开个缺口。
我那些非天主教徒的学生对材料不存疑惑；但那些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学生，在讨论司铎生活中的欲望与挣扎时，却显得局促不安。我最有成就的学生——即那位主修神学的，他曾在一所精英天主教预备学校读书——结巴地说：「我之前从未想过神父……是一个人。」
那就是，我所能想像，最简明、最准确的「神权主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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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的最后一天，一位平时不多讲话的学生，给了我一封让人惊讶的电邮。这名学生是在新教家庭长大，是名新教教徒。
表面上，她没跟许多人谈起，但她整个学期都参加了成人慕道班。当谈及在迈向成为天主教徒的第一步时，我们的课程向她揭示出，在这架构内争议很深。她说：「我知道我会加入一个怎么样的团体中。」
掩盖真相的冲动是由担心所驱动；担心当真相曝光后，天主教徒将抛弃教会。有时候这种担心是出于自我保护；有时候是出自想保护教友。
但教授「在争议中的教会」这门课，让我确信持相反意见是正确的，就是历史观，一个对教会更广阔的定义，以及绝对的诚实，只会帮助我们推进福音。承认我们的教会存有诸多不足，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可能性开拓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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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玛利亚．凯特．霍尔曼（Mary Kate Holman），福特汉姆大学神学博士候选人，也是资深神学教学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包括教会学、女性神学和新神学史。
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公益》杂志上。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Notes from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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