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三月十一日出席九龙塔冷通心灵书舍的讲座，题为“中梵关系前景：困难中的突破”，作者现整理当日内容在此发表——编者
近日中梵关系交谈的新进展，重新吸引公众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一九八一年已故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已向中方表达渴望接触交谈的意愿；然而，教廷亦一直强调这些接触交谈并非以建立外交关系为目的；教廷的终极目的是帮助国内教友，包括地下的及地上的教友群体，使他们的信仰生活空间能得到正常化，并扩大福传空间，好能向大多数未有信仰者分享福音喜讯。
外交关系可以说只是教廷达成上述目标的工具，并不是教廷的目的。如果有传媒推论教会为外交关系而牺牲教友群体，则是这些传媒受困于世俗国家的博弈论思维而忽略了天主教会的特性。
中梵之间，目前尚未到达谈论“具体外交关系”的层面，只就主教任命问题可能达成“共识”而己。
教宗方济各与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的新变化
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教宗方济各当选天主教会的全球首牧；翌日，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梵之间的互动因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对于主教的任命问题，读者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习近平主席于二○一三年上任以来，再没有在国内出现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这一点是非常善意的表现，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
当然，过去五年“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亦举行不多，一共只有五次祝圣礼得到政府当局的“绿灯”：二○一五年有一次，二○一六年四次，二○一七年却一次也未有。
目前双方也许可以完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去解决困扰多时的“非法主教祝圣问题”，以确保未来的主教人选，不会是双方所不能接受的。在这样的协议之下，教廷未必能任命最心仪的人选，但同时也可以得到中方的保证，不会出现教廷所不认同的人物，这虽然尚未算完美，但起码是可以接受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类似的协议一直存在于教廷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二○一七年中一位来港探访我的奥地利大学教授表示，奥地利政府对国内主教的任命一直保留类似的反对权，只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有动用这些权力而已。
尚余的七个非法祝圣礼个案必须处理
未来的主教选任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目前国内最后七位非法祝圣的主教的去向问题也必须处理。据我所知，他们起码在二○一五年或更早之前，已各自向教宗呈函表达悔意及请求原谅。
过去三十年来同样的“请求原谅”个案起码有六十五宗，占所有“非法祝圣”事件的三分之二。而诚恳的申请者普遍都能得到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或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宽免。
至于他们所获得的宽免，仅是其“接受非法祝圣”的罪行，抑或也获批准其继续以主教身份履行牧民工作，又抑或更进一步给予他们其他新的任命，则要按个别的案例实况去处理，比如：
西安总教区李笃安总主教及上海教区金鲁贤助理主教的例子；就是主教获重新任命的事例；
湖北省宜昌教区张鸣谦的案例，则是主教不再获任命的事例；
云南省昆明教区孔令忠的案例，却是主教仅获宽免其罪行的事例。
现今，教宗方济各经过长时间仔细聆听了各方面意见，才总结得来的结论理应值得我们尊重及服从。
汕头教区与福安教区的变化
二○一八年一月份多个传播媒体传出汕头教区庄建坚主教对其任期的关注；事实如何，必须小心处理。笔者从教廷所得的回答，教廷代表曾向庄主教询问在他任满之后，对汕头教区主教继任人选的意见。事实上，按照法典，教宗有权为教会的需要而调动任何一位主教，教宗对主教的任命或中止其职务，都有充份的自由，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因此不能说教廷“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如果庄主教对荣休感到失落，我们作为教友的，应对他多加安慰及劝解，而不是转过来要求教宗改变安排。
至于福安（闽东）教区的情况，郭希锦主教在接受海外传媒的访问时，直言会服从教宗的任何命令，尽管他对教廷的措施能否有效地在中国教会的处境运行，并没有信心。郭希锦主教的做法十分值得我们敬佩及学习，既保存了自己的看法，亦同时充份实践他在出任主教时所承诺对教宗的服从。
罗慕洛总主教即将封圣的启示
进入二○一八年，天主教会快将完成教宗真福保禄六世及真福罗慕洛总主教列入圣品程序，并准备热烈庆祝。笔者高兴见到两位教会前辈得到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但亦同时难免有一点慨叹。
今天我们见证罗慕洛总主教广受教会人士推崇，但读者不应忽略，一九七七年当教宗保禄六世任命罗慕洛神父为萨尔瓦多总主教时，当地以至于全球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推动社会运动人士，普遍都对此任命表示反对，认为教宗特意选择一位低调怕事的神职人士担任总主教，是向右派极权政府低头；结果历史证明罗慕洛总主教是最理想人选，亦为萨尔瓦多带来新气象。
现在教宗真福保禄六世及真福罗慕洛总主教都在天堂上了，甚至批评他们的教会人士也有不少上到天堂了，教宗保禄肯定不会介怀他们当年的批评，但批评者也许就难免会有点尴尬。
当年教宗保禄六世带有苦衷但坚定地贯彻他的理想；今天教宗方济各何尝不是面对同样的困难；目前传媒对教廷以至对教宗方济各的不同批评此起彼伏，可是我们作为教友的，能否退一步想一想：批评容易，但我们应反问自己，有否分担教宗在困难中的承担？
我们对教宗的决策未必有机会瞭解其全盘的考虑，但对教宗的决定应有信德上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