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帕达洛神父：中国与教廷间的协议

时间：2019-03-21 来源：网络作者：斯帕达洛神父点击：

中国与教廷间的协议
斯帕达洛神父（Antonio Spadaro SJ)
2018年9月25日

2018年9月22日，梵蒂冈教廷媒体办公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教廷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

将此协议看作是和谐的音符将有助于对该协议的解读。也就是说，这是谱写一份前所未有的新篇章的开端。因此，这份协议不是一段过程的结束，而是一个真正的起点，需要运用掌控和对内容的改进而得以实施。
在下文中，我将尝试着把近来和教宗方济各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带入讨论。教宗本人已多次表达他对于中国的钦佩以及他想要打破障碍从而建立稳固有效的对话的意愿。我们可以在前任教宗的行动中找寻到方济各教宗这一意愿的根源。事实上，他的坚定目标是建立在前任教宗们已经铺设下的一系列前提之上的。然后，我将评估这份协议、其逻辑以及使其持久的立场。最后，我将展望随着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出现的一系列积极挑战。

方济各：对中国的向往
2014年8月14日，载着教宗方济各飞往韩国进行使徒旅行的意大利航空航班飞越了中国上空。这是有史以来教宗首次被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在发给习近平主席的电报中，教宗方济各写道：“在进入中国领空之际，我向阁下和中国公民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为您的国家祈求神圣和平及福祉”。2016年2月26日亚洲时报发表了教宗与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进行的历史性访谈。在访谈中，教宗回忆起那一刻并表示，“当我第一次飞越中国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将在10分钟后进入中国领空，而我们将发送您对中国的问候。’我承认在那一刻我感到十分激动，而这样的情况并不会时常发生。可以飞越如此浩瀚文明和智慧使我感动。”
在返回罗马的途中，方济各回忆起他在飞越中国时的感受，并向中国国家元首发送了第二封电报：“我希望向阁下和公民们致以最好的祝愿。我祈求神圣的祝福降临在您的土地上。”
几分钟后，在飞行途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方济各说道：“我想去中国吗？当然，明天！哦，是的。我们尊重中国人民，只是天主教会要为它的使命与工作寻求自由；没有其他条件。我们不能忘记那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根本的文件：教宗本笃十六世写给中国人民的信。这封信直到今天都是适时的，重新读起来颇有益处。罗马教廷永远对接触保持开放态度：永远。因为它对中国人民一直有着真挚的尊重。”
教宗第三次飞越中国领空是在2015年1月18日从菲律宾回程期间。当时，教宗在给习近平主席的信中写道：“我为您和所有的中国人民祈祷，给予您和谐和繁荣的祝福”。
教宗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与中国建立外交桥梁的意愿，而这一意愿超过了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空中桥梁”。他不仅表达了想要亲自访问中国的意愿，还表示想要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2015年9月27日，在从美国返回罗马时他说道：“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和诸多美好的事物。当我们从韩国返程飞越中国上空时，我曾说过，我非常想要去中国。我热爱中国人民并祝福他们。而我也希望能够有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我们确实有接触，也有交流，我们正在逐渐前行。但于我而言，拥有中国这样有着伟大文化和无限行善可能性的国家作为朋友，是一种快乐”。
这位耶稣会教宗对中国的兴趣最早出现于他与郗士教授的访谈中：“于我而言，中国一直是伟大的参照点。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每当我读到跟中国有关的内容时，我都会深感钦佩。我很仰慕中国。后来，我学习利玛窦的生平经历。我认为他也感受到了与我相同的东西：仰慕。我明白他是如何做到与这样伟大的文明与其古老的智慧对话的。他能够与它面对面”。
2017年12月教宗对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访问有着一个重要的因素：教宗率先明确地考虑了在国际背景下中国想要扮演并且已经在扮演的新角色。方济各教宗在从达卡返回罗马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在这个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是天然的：我不知道中缅边境线有多少公里，即便在（缅甸的）弥撒中也有来自中国的人们。我认为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包括老挝和柬埔寨，都需要（和中国）良好的关系。他们是邻居。并且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向前发展的话，这将是一个明智的、有着政治建树性的决定。然而，现如今的中国确实是一个世界强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想法会改变全局”。此外，我们非常清楚，思考世界和平不能不考虑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我们这个充满商业战争和被玷污的灵魂的时代，这些思考有着更大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教宗对缅甸和柬埔寨的访问在中国也受到了密切的关注。中国的媒体都撰写了相关的报道，尤其是《环球时报》，一份由《人民日报》运营的英文报纸。我们同样也记得《环球时报》近来发表了许多关于教宗的文章，并出人意料地在2017年2月18日在报纸的首页刊登了一张方济各教宗的大幅照片。
在此次访问中，教宗又一次提及了他想要去中国的意愿：“我真的很想要访问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与中国的洽谈是在高级别文化层面上的。”在从达卡返回罗马的飞机上，他补充提及到关于政治对话的内容：“这一切必须要一步一步地来，小心谨慎，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慢慢来。”最后他总结道：“但通往人心的门是敞开着的。并且我认为一场中国之旅会对各方都有好处。我想去一次。”
谈到中国，方济各有一个有趣的表述：从一个方面看待事物可能会改变对全局的看法。同时他还谈到了“政治建设性”的国际关系。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词语的意义，因为它们是教宗“仁慈外交”的关键。

中国与教廷间的复杂关系
天主教会与中国的关系史非常复杂。基督教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但它并没能持续很久。叙利亚僧侣阿罗本（Alopen）曾在七世纪时将聂斯托里基督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带到了唐朝，并建立了几座修道院和教堂。聂斯托里基督教在13世纪元朝时期重新出现，但很快就在14世纪上半叶陷入了危机。方济各会主教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在元朝时期的北京开始了他的传教，但这项任务随着1368年元蒙王朝的消亡而终止。
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于1582年明朝时期抵达中国。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一直致力于传教工作直到清朝初期（1644年）,直至礼仪之争导致中国皇帝驱逐基督教长达一百年。在那段时期里，天主教徒享有高度社会地位，并受到了包括政府官员、皇亲国戚和学者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的尊重。天主教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如果我们直接进入到近代时期，我们应该会记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当中国正值软弱而西方势力以“不平等条约”称强时，法国的保护区就建立在了天主教会教区之上。这些教区服务外国及本土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和法国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基督教是外来宗教的观念，并由此带来了对基督教的排外情绪。这一切都随着义和团起义而爆发。在1900年至1901年的起义期间，约三万名天主教徒遭到了屠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对于基督教传教的更大可能性做出了让步，耶稣会也因而得以第二次进入中国。
1912年，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拉开了帷幕。1922年，教宗庇护十一世提名并派遣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作为第一个使徒代表前往中国并庆祝 1924年上海公会议的召开。上海公会议为1926年在罗马举行的六位中国主教的首次任命典礼进行了筹备。1946年在庇护十二世治下，在二战后的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上，托马斯·田耕莘（Thomas Tien Ken-sin）被任命为第一个中国枢机主教。同年，中国的教区制度得以被创建。罗马教皇年鉴《Annuario Pontificio》中仍记录着这一制度：20个总主教区，85个教区，34个宗座监牧区。
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新共产主义政权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宗教事务处应运而生。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被驱逐出境。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1957年底到1958年初期间，主教任命第一次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关闭所有礼拜场所，禁止所有宗教礼拜。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拥护者在其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1978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任期开始，恰逢邓小平的崛起和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出现了开放宗教领域的第一个迹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爱国”主教通过保留下来的渠道要求并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承认。2007年，一次关于中国事务的教廷会议后的新闻公报确认，“几乎所有的主教和神父都得到了罗马的认可”。
2000年，罗马教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进行的不被教宗认可的主教任命，以及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日暨庆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国成立的日子，罗马教廷追封120名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中国天主教受难者为圣人。约翰保罗二世在此之后曾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他最广为人知的表态是2001年在一场在格列高利大学举行的关于利玛窦的会议上：其包含认识到“错误”，并希望能很快“到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具体沟通合作的途径”。
2007年5月27日，在本笃十六世发表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牧函》中，不难看出这其中充满了关于牧灵的暗示。他坚持教会的团结，并希望可以和政府当局展开对话。
本笃十六世引用了约翰保罗二世2001年10月24日的话，他写道：“对全体中华民族，我怀有炽热的友情和尊重，非常关注其变迁。从而期盼‘不久就能见到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具体沟通合作的途径’。因为，‘友情策励交往、分享心灵喜忧、团结与互助’。对此远景，我可敬的前任曾说过：‘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
我们还记得几十年以来，主教们都是在政府的批准下，由自己所生活的教会在当地选举而产生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教的候选人并没有得到罗马的批准。这个合法化的过程是从圣约翰保罗二世开始的，自2000年以来已有约40位主教经历过这一过程。由于这些主教是不定期被提名的，并且常常由其他未经过梵蒂冈批准的主教任命，他们，正式地说，会被自动逐出教会。但后来，几十年间，主教们与罗马达成了协议。这之间从来就没有特别重大的问题，并且主教们和圣座达成协议以认可这些提名，并继续重建教区和教会的生活。今天，圣座和中国之间的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形式。这种希望是有凭有据的。
自从上任以来，方济各教宗经常对中国人民表现出热情和亲切的关注。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崭新而更加轻松的氛围，使得有效恢复圣座和中国当局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联系成倍地增加，而沟通的渠道也愈发地稳定和有效。因此，方济各是踏着约翰保罗二世及本笃十六世所走的道路。与本笃十六世时期签署的协议相比，此次签署的协议在文字上只有极小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这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同时不要忘记这是一份在缺少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
前文所提及的方济各教宗与《亚洲时报》郗士教授的历史性访谈记录了一段关于圣座与中国关系重要性的文字。在诸多事项中，教宗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对话）不意味着一切要以妥协收场”，而应是，“看，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但让我们一起同行。这就是建立的意义。”
这也就是9月22日协议背后的逻辑。这一步意味着进展和一个想要倾听、共同进步并克服误解的清晰决定。这是很小却很重要的一步。这条路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验证，但它的方向似乎是正确的。

协议的意义
自1986年以来，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制度性对话已经持续了30多年。因此，认为这些进展只与近期有关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相反，这些进展是在双方深思熟虑后制定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实现来自于对中国没有经过教宗任命的主教的承认，以及双方对未来提名牧师的方式达成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方济各在中国境内创建了一个新的教区。
在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段引领中国和圣座达成协议的旅程中，有些人质疑，把主教任命的权利转让给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接受。这个问题在被提出时就是错误的。教廷没有转让任命主教的权利。天主教会的历史本身就被视为与政治当局在任命主教问题上达成协议的过程。
在当今与一些西方国家达成的协议中，仍存在着关于政府对于主教任命具有否决权的约定。在一些国家，政府仍有被征询意见甚至介绍主教的权利，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德国巴登符腾堡与巴伐利亚州、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法国、海地、意大利、摩纳哥、秘鲁和波兰。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天主教徒一直被指责过于忠于教宗，而非华盛顿，所以他们一直被贬义地称为“教宗派”。在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主教徒被怀疑是奥地利的盟友，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圣座也和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在提名主教的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且迄今还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或者反对。中国和圣座都在示好。推选有远见、平衡公允并能很好融入所在社区的候选人当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我们还可以回顾历史，回想一下1801圣座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的协调。通过这项协议，双方努力建立了一种新的方式以管理现代国家与天主教会间关系，以及公民社会及其信奉的宗教间的关系。这使得法国的天主教世界变得更加团结，并结束了痛苦分裂天主教信仰的天主教会大分裂。
我们没有必要将中国和罗马教廷间的协议视作孤立的事务或者一个过程最终决定性的一点。相反，它应该被视作一段渐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得到验证的对话。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在未来可能会面对误解和问题。但是，这些困难不再会阻碍中国天主教徒自己及与教宗生活在共融之中。而这确实是重要的一步。这与枢机主教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在2018年2月3日接受《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 ）瓦伦特（Gianni Valente）采访时所说的一致，“因此，这不是要在相反的原则和结构之间保持长期冲突，而是找寻现实的牧灵方案，以使得天主教徒能够遵循他们的信仰生活，并在中国背景下继续传播福音”。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作为一个对中国天主教会有影响力的机构，已有超过五十年的历史。我们还记得，它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且可以经受变革，正如它近年来似乎开始意识到的一样。

“赫里福德地图“背后的逻辑
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协议是从根本和本质上是关乎牧教的。其目的就在于让天主教会能更好地传播福音，而不必在内部冲突中迷失自我。这种冲突本身可以通过各方的善意而避免。当然，在一个被冲突和恐惧主宰的世界里，这项协议也传达了希望的信息。
2018年2月，在第4000 期《公教文明》出版之际，教宗方济各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全心全意热爱中国的人：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他另外的一个名字在中国更加广为人知：利玛窦（1522-1610）。这位耶稣会教士在30岁时来到中国，曾制作过一副伟大的赫里福德地图（世界地图），描绘了当时所知的大陆和岛屿。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到远方的土地，并简单地描述并命名了这些地域。利玛窦的赫里福德地图被用来建立中国人民和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赫里福德地图是一座联系同一片天空下的国家、文化和文明的桥梁。在一个如我们自己所处的分裂的世界里，在一个充满高墙和障碍的世界里，和谐与和平的理想应该伴随我们的行动。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中，用一幅有着许多颜色的图画来描述地球上“人类文明之路宏伟的基因图谱”。他补充道，不同文明的色彩因“交流互鉴”才得以更加丰富，这也为未来提供了前景。那次演讲与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截然相反。
习近平主席引用了和孔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齐国国相晏子，运用了一幅结合了长度、节奏、感觉、音调、风格的音乐图像解释道：“谁能够忍受一种乐器不断演奏同一个音调呢”？因此他总结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世界里，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成为一个紧密团结、共同命运的群体中的一员”。
方济各教宗也曾使用过调色板的比喻，并提出了“文明的相遇”作为“不文明的冲突”的替代。我们还可以回顾方济各在他与郗士教授的访谈中所提到的的“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和中国都有维持和平平衡的能力以及这样做的力量”。
然而，对于方济各来说，平衡不是妥协和分裂的结果--就像雅尔塔体系一样，而是对话的成果。此外，很明显，导致中国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的日程与国际形式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承担的具体责任都有所交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方济各的牧教立场或会对地缘政治起到显著影响，以期预言中灾难性的前景可以避免。
与此同时，9月22日签署的协议没有“保护者”，这确实违背了那些希望罗马教廷支持强大的西方势力的人的愿望。这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并且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将表达了这种情绪。但罗马教廷暗自地遵循了枢机主教刚恒毅（教皇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教会代表）的经验。正是他拒绝了所有外国势力对中国天主教的保护。
教宗与郗士的访谈以一个对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显著愿望结束。它揭示了方济各想要继续向政治家寻求人类的善意的愿望：“我希望你们可以继续进步，以便帮助并同一切力量协作，照顾我们共同的家园和我们的人民。”

建立信任
我们同样要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关系深深的打着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烙印。考虑到中国和天主教会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样历史性的创伤是引发问题、焦虑、和相互恐惧的来源。举个例子，在教廷和中国之间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时间。而信任，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跟随利玛窦的脚步。他的心中友谊长存。在1601年，利玛窦撰写了一篇有关友谊的文章，并把中国和西方的智慧结合在了一起。这篇作品后来成为了连接中国明代宫廷文人和伟大的西方哲学家的方式；但这也是一个让其他耶稣会神父来理解并与伟大的中华知识传统对话的机会。挑战是建立在对话中存在的力量上的，而这份力量可以改变灵魂，尽管有时需要极大程度的奉献甚至磨砺。
“当你把你的朋友视为自己时”，利玛窦写道，“遥远的距离会变近，弱者变强大，不堪变成繁荣，病人得到医治。”信任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带给我们力量，也使伤又愈合—即使因为迫害而造成的伤又到现在还很深。信任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这是一种“方式”而并非“目标”：这是一种意识到统一会战胜冲突的方式。改变的过程不应该被充满破坏性且不可逾越的冲突而阻止。信任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机制：正如我们骑自行车时，它让我们能够挺直身体，在我们找到合适的速度时，确保我们一直前进而不会停止。
马提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神父 (1614-1661)在他的“友谊条约”中使用了海洋、导航和沉船的比喻来探索友谊的主题并非是个偶然。痛苦和友谊中都有着美。和解和对话，若建立在可以克服障碍和错误的信任的基础上，是我们所谓的“转变”的深层形式。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选择友谊主题来谈论中国的原因。毫无疑问，方济各对中国人民感到同情，而这种同情可以转化成一种引领前进和相遇的动力。中国天主教会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以及最近的十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我们来说，寻找最合适并可行的方式以继续今天的旅程是十分重要的。

现今的多重挑战
尽管迄今为止内部的争吵和紧张局势引发了许多有关教会的辩论，但现在，由于这个协议，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真正的牧教挑战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详尽无遗地描述他们。然而，记住一些显著的问题还是十分必要的。《公教文明》在过去的两年中曾通过20多篇文章详细记述过这些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谨慎而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
精神挑战。中国正在飞速地变化，并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挑战。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在迅速地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地关注。在这种经济变革中，中国社会和人民正在从不同的传统和学科中寻找存在的意义。以“基督教方式”完成这项找寻是当前教育、政治和社会辩论的一项主题。发展和经济进步并没有磨灭精神的需求：信仰和精神对于理解人类的意义、人类的价值观以及愿望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各行各业，生活变得过于物质化和功利化，使得许多人远离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现有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和传统的习俗和价值观脱节了。
中国天主教会可以为这些找寻生命意义的人们提供哪些形式的福音和服务？天主教会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挑战了吗？
“政治”挑战。中国天主教会同时也被要求重新定义其角色、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其意识形态。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会必须始终与党的政治和价值观相一致，而是意味着教会需找到解决方案从而继续其在中国的使命与传教。在接受辅助原则基金会（Il Sussidiario）采访时，弗朗西斯科·郗士评论道：“重点不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理想的还是邪恶的。重点在于，正如教宗所说的：‘你该怎么做？’”。他总结道：“当然，行动就意味着你冒着犯错的危险，但你也有着做得好的可能。就像教宗一直说的那样，不努力试图做好是不对的”。
此外，中国传统和文化上的价值观与福音价值观以及教会的布道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中国社会和天主教会需理解并欣赏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并通过对话追求共益。
内部分歧的挑战。我们还记得，在所谓的“官方”和“非官方”（天主教）群体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紧张局势。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了信仰遭受过苦难。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苦难的经历不能带来未来的和解，我们就无法和过去了断。如今，两个群体都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便福音能够在中国更好地传播。牧师和传教士的转化变得史无前例的重要。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来源于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这些区别与联系更为短暂，对于年轻的天主教徒而言也更为无关。
但是，中国的天主教徒很清楚这些分歧和与当局之间的困难关系是如何成为负担的。这让天主教会现如今在中国的道路仍然艰难。相反，新教社区则更加积极，并且较少承受来自内部紧张局势的负担。
这两个社区-- “官方”和“非官方”社区，不应让过去的仇恨和伤害影响他们的生活，并阻碍前方等待他们的伟大使命。他们必需要克服紧张的关系和误解。主教和牧师们需迈出第一步，团结一致，一同为在中国的上帝之国而努力，而不是为了权利和威望发生冲突。通过这种方式，天主教会的和解才变得有可能，进而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枢机主教帕罗林在接受瓦伦特采访时是这样总结挑战的：“当然，还有很多伤又都还未愈合。他们的愈合需要我们有怜悯之心。如果有人被要求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那么所有人都必需清楚，这不是政治交换的代价，而是从福音角度出发为了更大的福祉，为了耶稣基督教会所做出的行为”。我们的目标是“不再讨论‘合法’与‘非法’，在中国天主教会‘秘密’或‘官方’的主教”，而是在弟兄之间的会面，学习新的合作及共处的语言。这是现今还存留下来的目标，也是伴随着已经采取或将要被采取的步骤的希望。
中国化的挑战。基于中国自身的特点，天主教华人教会需要既是完全的天主教也完全的中国化，以便使其教义教导和福音价值观融入本地文化。吸收中国特色意味着一个文化互融的深入过程。
教会可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进行对话，与其丰富的艺术、音乐、文学和诗歌对话。习近平主席在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中，赞扬了宗教在其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他说：“在过去的2000年里，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被引入中国，滋养了这个国家的音乐、绘画和文学”。在基督教方面，这些“文化滋养”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在这里只以伟大的画家朱塞佩·卡斯蒂廖内（郎世宁）为例。他于1688年出生于米兰，1766年在北京去世。乾隆皇帝非常得欣赏他，并在他去世后给予了他皇家葬礼的殊荣。
如果说任何宗教都不应成为政治机器的工具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政府要求宗教组织和信徒所执行的任务内容远非明确。不断变化的环境会为交汇与想象提供空间。
对过去的反思在这里可能会有帮助。我们知道，对于基督教来说，信奉高举其普世使命，超越其原始的经历和犹太文化，并使基督教沉浸在希腊文化之中十分重要。这对于天主教会生命及使命的发展有着十分强烈的影响，甚至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世界。罗马帝国并不是希腊人塑造的唯一文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影响了从罗马到当时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所有文化。希腊文化中有考虑到基督教的因素。那从中国概念的角度思考基督教又意味着什么？
为了思考这个主题，我们或许应当参考时任枢机主教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在他的著作《地上的盐》中文译本序言中写到的一段话：“真正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长久的回应吗？长久到不仅被少数中国人所信奉，而且还成为塑造所有中国人的力量？”
“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亚洲人或中国人的基督教，就像希腊和拉丁基督教从犹太教转向异教一样出现吗？还是它会像在古典时期晚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欧洲基督教一样出现？”
神学上的挑战。在这个领域，神学反思也是有必要的。在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家思想的背景下，神学旨在将中国思想的伟大传统和感性的基督教紧密联系起来。基于中国伟大的智慧和哲学，基督教也需用中国的方式来深刻思考。
例如，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研究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之间的古代道教的哲学和传说。在《道德经》，这部《圣经》之后被翻译得最为广泛的著作中，能找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福音的中国观点。反之亦然。这使基督教更深远的传播获得一种新的途径。以耶稣会神父克洛德·拉尔（Claude Larre）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道德经》的基督教评论为例。如果我们认识到基督耶稣能够在不强加任何特定的逻辑或某一单一的哲学视角的情况下解放一个人，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妨碍将基督信仰植根于《道德经》所倡导的简单、热情和自由的精神中去。

待书写的未来
在9月22日的协议签署之后，在华天主教会被要求继续充满活力地宣传福音，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通过其宗教信息及对社会与慈善的承诺，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这就是它为什么必须完全中国化和本土化，因着天主教的普世性,深入文化互融的过程。所以，完全地中国化也完全天主教化，这是天主教会自刚恒毅（1922-1933）担任中国使徒代表(1922-1933)以来一直提出的目标。
我们不应将此协议视为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中国天主教的信仰生活质量不会自动提高。挑战仍然存在，但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来说，重新塑造双方关系的过程无疑是积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会想要怎样的协议呢？红衣主教帕罗林在上文提到的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诚实并现实地讲，天主教会想要的不过是平静地坦白其信仰、明确地结束长时间的反对、为更多的信任开放空间，并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利益做出天主教的积极贡献。”
教宗方济各在2016年5月22日三钟经上的讲话也很好地总结了这项任务：“愿中国的天主教徒，同那些跟随其他崇高的宗教传统的人士一道，成为慈善与和解的坚实标志。这样，他们将促进一种真实的文化交融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正是中国精神所推崇的。”
至于我们？在协议签署迈出新一步之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在我们这方面，正如红衣主教帕罗林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都应该为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送去充满爱的亲密的、尊重的、谦卑的和最重要的祈祷。这是一个书写历史新篇章的时刻。我们应带着对于神圣天命的信任和健康的现实主义的展望来确保未来的中国天主教徒能够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并且更加明确地锚定在那磐石上。那磐石，透过耶稣基督的意愿，是彼得。同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是完全中国化的。所有这些都应建立在不否认或贬低这一切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腓立比书4:8），并源于他们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与教廷间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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