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1月9-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已经落幕，继12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后，新华社又于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如果《公报》仅仅是提纲挈领式的宣言，那么共分十六条36项的《决定》则不能不是全面详细的改革蓝图和具体步骤。它包括的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涉及政治、法制、文化、教育、生态、社会、土地、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的内容。通读《决定》，且放下经济、国防、军队等大项不谈，仅在法制建设和社会生活方面，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则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除劳教制度”、“启动实施二胎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等这些具体实际而又是老百姓期盼已久的内容。除此之外，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有“统一”、“统筹”、“总体”、“整体”性质的机构也是本次会议的亮点。
是的，从“决定”到落实，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作甚至复杂多变的过程。这一点，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十分清楚，正如他就《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所说的那样：“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然而，不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的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立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而且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35年后的今天，正当经济成绩和问题都表现突出、社会进步与矛盾均表露无遗之际，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上述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当怀着一颗祝愿和祈福的心，殷切希望本次全会能像35年前的那次全会一样，让绝大多数人吃饱了饭的中国社会也能在公平正义、民主法制方面迈出新的一步。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会的信仰生活也逐步走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是的，自1951年来中断的中梵关系尚未因此而修复，不少地方教会仍然在经受打压和限制，教会内部的矛盾纷争依然此起彼伏，可是，就像中国社会如今存在的各种贫富悬殊、贪污腐败、民主法制不健全甚至有时倒退等负面现象不能彻底窒息35年前吹响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号角一样，现在困扰中国教会的诸多问题亦不该全然否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宗教自由和信仰生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35年前发起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今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内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我们才迫切需要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同理，正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宗教信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放与恢复，我们有了从文革期间死寂一片的教会生活转向今天既充满活力又问题百出的状况，而正是这样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以便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着手解决依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也许正是这一同步存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内，乃至普世教会内的成绩和问题、进步与矛盾、繁荣及迷乱等现象，今年三月份在同一天当选的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亲民和反腐举措——正如香港一位天主教教友王日光在他写给天亚社的《国安，中国教会能安吗？》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地让“部分教会人士、学者以至媒体欢欣雀跃，纷纷撰文认为中梵之间是到放下包袱翻开新一页的时候了。”然而，笔锋一转，以教宗方济各近期的一些举措和中共最近三中全会的决定为参考，王日光教友在列举了一系列不利于中梵关系改善，甚至不利于中国的宗教自由、民主与法制的因素后这样结论说：“至此，那些唱好中梵重修旧好的调子或许可以休矣！”
王日光教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在我看来，他的担忧就如同今天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能否取得实效、能否改变目前的困境所有的担忧和观望那样，在被动悲观的情绪背后，也不乏某种醋味——我看你能整出个啥样子来？
我希望我的看法是多余的，但假如王日光教友对“唱好中梵重修旧好的调子”的心态和看法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不难想象，他如今对教宗方济各在努力革除教廷弊病、重振教会的神贫精神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可能会抱如此态度、下同样结论：在列举诸多不利于教会改革与发展的阻力和因素后，也来一句“至此，那些唱好教宗方济各改革教会的调子或许可以休矣！”
历史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1923年时，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奉教宗比约十一派遣来华，为了避开在中国拥有“保教权”的法国政府多年来的阻挠和干扰，当他平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驻华代表身份，并发表了“我的五项原则”。而谁又能想到，仅仅三年后，就有六位中国籍神父在罗马被教宗比约十一祝圣为主教，打破了自罗文藻主教后长达240年再没有中国籍主教的纪录？此举为中国教会走向本地化的价值和意义无与伦比。而今，我们谁又敢轻易地替上天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教会的上智计划与安排作参谋、下定论呢？鉴于此，不但是在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主席同一天上任以来，更是在中国三中全会后，我们不妨把“中梵重修旧好的调子”唱得更响亮些，并为此而不懈努力，其它的一切，大可留给在历史长河中与我们同在的上主天主来处理和裁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