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多年来如波浪起起伏伏，每当有非法祝圣致使中梵交往归零后，大家就盼望着能重新出发。本次以教宗方济各向泱泱大国伸出了橄榄枝而再次热炒起来，仔细拜读了詹尼．瓦伦特（Gianni Valente）采访数位主教的文章，在此结合历史及自身的认知与诸君交流：
小教友和这几位主教均认识：和魏主教认识是在二零零五年，记得当时去黑龙江旅游时知道了魏主教处理祈祷所领证的事情引起了当地主内弟兄姊妹的震动，我还专门写了封公开信希望众主内化解在认识层面上的差距，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听命的德行。如今在领证的事上我依然愿意坚持我的观点。对于主内弟兄姊妹来说：祈祷所有证、无证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看在祈祷所里主持弥撒的神职是否坚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教会”才是问题的关键！若祈祷所里主持弥撒的神职要“独立自办和民主办教”，主内弟兄姊妹可以本着良心不参与其举行的圣事。
也曾有大年初一“打飞的”去吉林给他拜年。每次和魏主教见面交谈，他均能带给我很多启迪，而且他也是一个开放的人，在坚持不逾越底线的基础上尽量和各方保持沟通——这也是践行《牧函》的有力佐证。
和韩主教认识就更早了：在我大学时代，他还是兰州教区的副主教的时候我每周去陈官营教堂参与弥撒就认识他，到后来我姻缘相牵兰州……对其尊敬有加！到异地工作后他来我处，也是如同接待父母！当时刚好也有天水教区（我的老家）的两位神职在我处度假。在我家和他面对面沟通后，对他就有了“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伴随着知道他轰动欧洲的《给朋友们的信》（全文）中所列举的有些事证不实之后逐渐加深……
现在我尽量躲避回老泰山家，不是我和泰山大人有任何芥蒂，而是尽量回避参与兰州神职们的弥撒。在韩大人的带领下兰州的神职界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从网络上公开的消息，两位副主教均“高升”甘肃省爱国会的副主任……神职们为了拿到社保而加入爱国会……小道消息说兰州现在只有五位神父还没有“独立自办”……即使如此这般，即使他说一套做一套：和同省韩纪德主教主持了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的退休同时选举王若翰为署理后，又转向甘肃省爱国会主任赵建章神父合作并经常共祭；即使他曾说过：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无用；即使他面对王若望为天水正权主教的委任状依然说：任命两个主教罗马就是要天水各管各的；即使他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比省爱国会主任的贡献还大，时至今日当局还是以神父称呼他，他寻求当局认可其主教身分的过程中依然还是在路上……
谢主教过年回兰州，在老泰山家有幸见到。虽然我只有端茶倒水的份，但是谢主教和我们分享他去罗马拜访万民福音部时询问还身在爱国会的主教就被认可的问题，还历历在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每逢由某些事件让中梵间的交流跌入低谷后，中梵建交的事就会在茶余饭后在信仰圈子内被热议。当热议到一定程度，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一些线索，似乎有些眉目的时候，又会被突如其来的“自选自圣”事件将交往打入低谷。然后是周而复始，再重复一遍……这似乎已经成为现阶段中梵关系发展的定律……就像电视剧剧情：在平淡中突然就有转折，在惊喜或困惑中又转入平淡……突然，又峰回路转……但观众们始终对剧情的发展抱有探究心理，这或许就是被热议的原因吧！
不论剧情如何演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的交往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是感受到信仰生活是和以前是有了些许的变化：不论公开与否，信仰生活基本能过！从以前周围人异样的眼光看待天主教发展到“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的评语；从八十年代初普遍的触动公权力搜捕到现在仅在个别地区时有发生；教会内一部分人士从咒骂教宗要和他脱离关系，到口口声声“我们也听教宗的”（虽然只是停留在嘴上）；从之前每天早上收听《梵蒂冈电台》到现在能随时随地上天主教的网站知道教会的动态……虽然现实的感受和理想还相差甚远，但应该承认这些变化的存在。
当然也有没有变化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就没有发生一点变化，每次都是老腔调；爱国会凌驾于教会之上没有变，变的就是爱国会主席一任接一任；每每在中梵交谈时演绎“自选自圣”来泼冷水的方式没有变……所谓的“中国主教团”妄想拥有教宗的权力的野心没有变：不但可以任命“主教”，而且还在上海演绎了一次“撤销”马达钦的主教职的独角戏……
布票、粮票、饭票、菜票等都已经进入了历史，计划经济也转向市场经济，执政理念也从人治转向法制，政策日新月异，努力在实践执政为民，做民心工程、民生工程。为何一个错误了近六十年的宗教政策就不能够改革呢？
什么政策错误了？《宪法》是保护信仰自由的，在我国受保护的宗教里有天主教。也就是具备“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四大特征的教会应该是受保护的对象。独立了、自办了、民主办教了就不具备天主教的特征。本该受宪法保护的“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没有得到保护，反而一个背弃信仰的团体，竟然打着天主教的旗号还受到政府各级宗教部门的优待和支持，难道不是政策执行层面的错误？不改革，如何依法执政？国家宗教局今年的工作要点之一不就是要“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吗？当政策和《宪法》抵触的时候，是否该调整？
再说了：当年选择独身来侍奉天主，现在却口口声声要“独立自办”，连神都敢欺骗的这些人，值得政府信任？与人打交道至少要值得信任，和骗子们打交道能维护公平正义？同样：梵蒂冈任命的主教人选若不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若不是一个具有担当的人，若不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口是心非难道是天主所悦乐的？
现在国内哪些主教值得信任，不仅是当局的问题，更是梵蒂冈应该直接面对的大问题。
虽然天主教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一直努力希望让信仰基督的宗教都“合而为一”，但在天主教内没有谁敢说“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是符合信仰的！而在中国的教会，确有大把的主教具有“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身分——真是遍地奇葩！
话题扯远了，对于主内弟兄姊妹们来说：中梵建交与否是与信仰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建交后也只能促成一个良好的信仰环境。信仰是自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即使中梵建交有宽松的信仰环境，也并非能就一定能促进自我和天主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一个小教友来说：日子不论难过与否都要过啊！影响自己和天主之间关系的，只有诱惑：如何抵御三十块的诱惑！
一天天、一年年的去面对吧，不要乐观，更不要悲观！丢弃了天主教的本质属性、持续任命口是心非的神职为主教，建交又有何用？或许，大麻烦在建交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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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以善胜恶，一位中国大陆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