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8日，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教廷梵蒂冈接受媒体专访，首次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景仰与敬爱之情，并表达了中梵对话的期许；他同时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人民祝贺农历春节。
其实，这并非方济各首次对中国释放善意。2014年8月，他访问韩国途中，曾首次飞越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民众与习近平传达祝福讯息。对此他还回忆称，感到“非常激动”，且这样的感觉他并不常有。去年1月，在结束第二次亚洲之行返回罗马途中，他再次获准飞越中国领空，并致电习近平表达祝福。
笔者曾在《中国与梵蒂冈的难解谜题》（2013年4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中表示，中梵之间所纠结的两个关键问题，即台湾和“宗教自由”均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梵建交的前景可能不会太乐观。不过，自方济各就任新教宗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如今中梵关系已经渐显加速升温的迹象。笔者认为，中梵关系正面临着千载难逢且失不再来的历史性机遇期。
首先，现任教宗方济各具有革新精神，且对中国情有独钟。近日，教宗就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大主教在古巴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这其中教宗勇于冒险、重视沟通、不惜代价和解的态度，再次为世所称道。中梵之间的矛盾，应该远不及东西教会间的积怨深厚，因此与中国握手言和，对于教宗而言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梵蒂冈发言人费德里科－龙巴迪曾明确表示：“亚洲是方济各的重点之一”，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必然是教宗眼中的重中之重。方济各是史上第266任教宗，不过却是第一位耶稣会士出身的教宗。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位著名的耶稣会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天主教神父——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被尊称为“泰西儒士”。
利玛窦在中国明朝时的传教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他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并懂得变通，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其传教策略和方式后被奉为“利玛窦规矩”。而教宗方济各对于耶稣会前辈利玛窦推崇备至，尤其认同利玛窦所强调的同中国对话的必要性，并明确表示“在中国文明面前，天主教会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因此有理由相信，谙熟并继承利玛窦遗志的方济各，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定会有不拘一格、灵活应变的大智慧。
其次，蔡英文即将执政台湾，两岸关系恐将再起波澜。来自绿营民进党的蔡英文，即便未来不敢明目张胆地推动台独，也必然会倾向于与中国大陆疏远关系。为了遏制亲台独的民进党政府，梵蒂冈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大陆的一步妙棋，因为目前不少与台湾建交的天主教国家，除了受到“金援”的诱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梵蒂冈教廷的巨大影响。若梵蒂冈改同大陆建交，台湾的国际空间必将受到进一步挤压；即便台湾对此有所抱怨，其台独的难度势必会随之加大，对于两岸和平与统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近年来一直有传言称梵蒂冈可能将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大陆建交。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主要是梵蒂冈须要重新认定两岸政权到底是谁代表“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另据法新社引述未经证实消息说，梵蒂冈已经同北京达成协议，允许教宗在中国任命主教。这也并非不可能，因为类似的“越南模式”已经成功践行了。
不过，即便中梵在不久的将来建交，二者仍将有着本质性的不易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历史的缘由，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这从两首中国大陆广为传唱的歌曲之中便可见一斑。
一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其歌词“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最佳体现，而梵蒂冈被认为曾深深伤害过中国人民的此种情怀。自清初“中国礼仪之争”以来，天主教会被认为采取了不认同中国文化、对抗中国政府及其法令的在华传教方针，期间的不少传教士更被视为西方列强曾经侵略中国的帮凶。不过梵蒂冈却在2000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将他们册封为“中华殉道圣人”，对此“封圣”行径中方至今仍耿耿于怀。
另一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唱的《国际歌》，其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已经直白地表明了中共政权的“无神论”立场，新中国也正是以此为由于1951年与梵蒂冈断交。如今经济领域已经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在短时期内应该不太可能会放弃它在政治和信仰领域的“垄断”或“调控”。即便允许宗教适度复兴，也必然是首推已高度本土化的“儒、道、释”三家，西方的天主教不会是重点。
身为现任教宗的顾问之一的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先生曾撰文指出，中梵之间实则有着诸多神似之处，不过可惜二者至今彼此疏离，倘若双方和解，整个世界都必将受益。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籍社会责任投资高级分析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