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于九月廿二日在北京签署。应记一功的是：中国政府的代表隶属外交部，这部门传统上能够采取较开放的态度，即使国内政策现在收紧管控。
有关协议绝不意味着自二月起新生效的宗教条例在其严苛的执行上有所改变。中国政府甚至可以利用其与罗马的官方协议，来迫使所有天主教徒进入共产党官方政策下的「爱国」框架，这就削弱了「地下」神父的地位。
尽管如此，协议还是被形容为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的胜利，而全球信众也获邀请欢迎这项协议。毫无疑问，这份罗马和北京签订的首份协议实在是期待已久。然而，这又是否如此重要？就他们而言，中国媒体仅稍为报道而已。
我们可以从这协议得知甚么呢？
下列三个元素获明确披露：
一. 七位没得到罗马任命的非法主教，其中三位被公开绝罚，他们已呈交正式的道歉后与教廷修和。这是中国政府的胜利，也是有关的主教的安慰之源。
然而，这份协议被「地下」的天主教徒视为对罗马的权力加以削弱。他们无法理解教廷这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中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丢脸，对已增加的制裁所带来的忧虑火上加油。
若以两支足球队对赛来比喻梵中对话，就是教宗的白衣球队容许北京的红衣球队首先射门，甚至先让他们得分。
二. 教宗接受中方选举主教的「民主」进程。教区内属于爱国会的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参与有关选举。
他们选出来的候选人名单会被呈上到中国的主教团。按协议规定，获选的候选人将获提交到教廷，以获取教宗最终的批准。
协议亦列明，若候选人并不合适，教宗将能够行驶其否决权。如果这条款得以落实，对教宗来说是一次胜利。
然而，这一点已马上被否定，因为教廷需要承认那七位在没有其同意之下获任命的主教。更甚者，好一些任命曾遭教廷明确的拒绝。这种内部的矛盾大致说明了这份协议实际的效力。
中方先取一分的效果，就是明显削弱白衣球队的防守。诚然，从教会的观点来看，这并非一场对战，而是一次友善和尊重的行动。
三. 河北省的承德传教区已获升格为北京总教区范围内可投票的教区。一九四六年时划分的教区会被恢复吗？承德的占地现已更广了。协议所呈现的，是由教宗执行这次变动。这是数十年来首次由教宗参与中国教区的划分……这是郭金才的胜利。他是其中一位获宽免的主教，并刚刚修建了一座著名且耗费不菲的主教座堂。给予这位承德教区主教蔟新的声誉，背后有否政治目的？
承德是历代中国皇帝夏官的选址。十八世纪初，清朝皇帝康熙就在此接见教廷的代表多罗 （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康熙并不明白这位遣使的要求，并认为这位「教皇」来访和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合适的。
这次会面后不久，多罗正式公布教宗的诏书，禁止华人基督徒祭祖，判定祭祖为迷信之举。事实上，按照儒家传统，祭祖的仪式代表对君主绝对的服从。多罗立即被逐，逃到澳门后在当地接受教宗给予枢机的小红帽。今天授予承德教区主教的荣誉，可能被视为对罗马的要求作出历史性的报复。这些要求仍被视为政治干预，使共产党的极权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罗马解释指这份协议是以牧灵为首要目的，并希望促进中国所有天主教徒的合一。鉴于教宗方济各支持这份他一直强烈渴望的协议，这必须使它被视为一种谦卑的举动，更是教宗邀请教会如此向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展示的举动。明显地，他的目的不是要与中国人民的新剥削者达成妥协。教会经常因选择强大的一方而受到指责。这或许仍然是梵蒂冈政治的情况，其必须考虑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但是，教宗方济各的目标与福音的精神相符：让中国的所有天主教徒以服务和仁爱的精神，为他们国家的福祉团结起来。
冰山下隐而未见的一面
已向我们公开的协议内容仅属冰山一角，还有甚么隐藏于水面之下呢？从所述措施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教廷承认中国主教团的合法地位，因为教廷将要考虑由主教团提供的主教候选人。那么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认为那三十多位「地下」主教将获邀请加入主教团？而事实上，这个主教团仍然是由爱国会主导。他们拒绝（加入主教团）的权利获教会认可吗？若不被认可，那便会出现一个危机，就是地下主教将会同时于国家和教会前成为双重隐密的。
另一个危机，是教会内最忠实的教友因此分裂。协议有否包含一项条款，说明爱国会的角色？教友参与教区和堂区的实际管理是否正面？主教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力是否得到尊重？
承认新的承德教区衍生另一个主要的议题。根据协议公开的版本，教宗是设立这个新教区的主事人。这是否意味着教廷现在开始掌管教区的划分？罗马的《宗座年鉴》显示，罗马为中国设立了一百四十四个教区。在爱国会的支持下实行的新行政分配，教区的数目减至九十六个。按照中国的演变，架构重组看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罗马该保留传统的教区，就能使「地下」主教与官方认可新划分教区的主教并存。如此，神父们能选择投靠他们认为合适的教区和主教。协议有否触及这些议题吗？
新的行政划分符合逻辑，回应了新行政中心的发展和司铎人数减少等情况。自一九五零年起，大部份由外藉主教和传教会牧养的教区，司铎的人数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六七年）以前反复发生的压迫使司铎的人数进一步下跌。在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发起新的现代化政策后，离开强制劳改营或监狱的中国神父能够恢复他们的牧民工作。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要向年青人教授拉丁文，为下一辈的神父作准备。一九八二年开始，他们获准开办修院。幸运地，二十世纪末以前都有很多圣召，纵然在某一些教区祇余下两、三位神父。
在湖南省，七个教区被合并为省会长沙一个教区。长沙教区主教有二十多位神父。目前的协议可能包含一项条款，承认中国教区新的行政划分。这意味着加强了对教会生活的控制，甚至收紧了「地下」教友的生存空间。
丝绸之路上一个测试风向的气球
无疑，协议中仍有另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政府锲而不舍地重申，祇有梵蒂冈首先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中方才能与罗马达成任何协议。梵方代表就经常暗示，指教廷要将代表机构从台北迁往北京并没有困难。
对教廷而言，祇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恢复邦交的情况下，才要想像与台湾断交。中共政府于一九五一年毫不客气地驱逐当时的教廷大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总主教，与梵方断交。中国与梵蒂冈早于一九四二年建交，教廷大使居于南京，南京是中国在国民党民国政府统治时的首都。
黎培理在国共政府上场时留在南京，，没有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反而在等待新政府的决定。新政府无耻地把黎培理驱赶至香港，称他为梵方帝国主义的代表。在五十年后的二零零零年，梵蒂冈为一百二十名中国的殉道宣圣而再次遭到严厉的侮辱。这些殉道者当中，有些人看来与法国的帝国主义拉上关系。
中国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条约中所受的羞辱，在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中国现今的掌权者当然对与梵蒂冈建交并不雀跃，即使建交一事最终符合其利益。
中方完全可以避免要求梵方与台北断交。台湾教会得以自由行事，为大陆的教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连系，且有助台海两岸的结合。
台湾教友的文化和社会服务见证了普世教会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尊重。自六十年前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台湾教会一直有效地以中国的语文和文化表达信仰，使教会变得更为地道。在没有与北京建交的情形下，台湾仍然是惟一让教会能够充分向中国人表达关爱的华人地方。对中国教会来说，与台湾断交可说是自杀式的行径。
当我们想要在一个旅游景点乘坐热气球观光时，我们会首先发送一个用来测试的小型气球，以检查风的方向和强度。这可能就是刚刚在北京发生的事。让我们期望协议中少数被发表的条款不会在教会内引起破坏性的台风，以免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受到阻延。愿这热气球顺理起行，从广东到哈尔滨，又从台湾到喀什，平安地飞越整个中国；并由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抵达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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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本文原文由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神父为「亚洲教会」以法文撰写。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A trial balloon hanging in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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